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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考是個好東西，是干部言與行的重要導向。這里的關鍵在于，考核體系與標準是否科學與貼近實際。

　　在四川彭山縣的干部道德考核中，一名干部因不愛做家務被扣兩分。他妻子說知道考察組是來考察丈夫的，但不知道不做家務要被扣分。設想一下，如果干部的配偶父母都知道評分標準，除非干部與家人關系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誰還會如實回答呢?

　　因而在官員的德考中，這種私德之考，更多的只有象征意義和價值宣示作用，在實際運行中很難有效規約干部的家庭美德。然而，作為一項制度性設計，把私德納入官員德考確有其必要性。

　　在官德的考核中，私德往往是一個空白。有的官員長期包二奶，有的官員對老父老母不聞不問，還有官員八小時以外燈紅酒綠、醉生夢死。凡此種種，這些私德之惡行百姓見得到，反響也很強烈，但干部管理機構卻基本沒招。以致公眾常有議論，提拔這樣的干部，到底奉行的是什么標準，是不是走了眼?

　　在這個意義上，把私德納入官德之考，即是從制度上消除干部的隱秘空間，讓人一覽無余。彭山的官德考核，即是把政治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四個層面的道德納入，分別按30、28、28、14分的分值進行考評。而在另一些地方，“孝敬父母”、“忠于配偶”等也被納入干部考核內容。中央則早已將“健康生活情趣”列為干部的一個基本要求。當官員沒有了放縱道德的隱身棲居之地，連私德這塊最后的堡壘也被搗毀之后，官員之德或有可能“觸底反彈”，盡可能地變得“光明磊落”一些，經得起各方面的拷問與晾曬。

　　與一些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干部不僅僅是一種職業，尤其是黨的干部更承載著使命、宗旨、黨性等特殊要求，因而對干部的管理絕不能局限于八小時之內，而是要盡可能地延伸到干部活動的各領域、全天候。如此也才能與社會公眾的反應相銜接，對那些惡德惡行的干部繩之以紀。對那些生活作風腐化的官員、“我是領導我怕誰”式的雷人官員嚴肅處理，也才能對黨的干部形象進行制度上的捍衛。

　　德考是個好東西，是干部言與行的重要導向。這里的關鍵在于，考核體系與標準是否科學與貼近實際。如前所述，私德考核不可避免地遭遇“為親者諱”的難題。就是政德、公德、職業道德，也同樣有諸多障礙。從各地的一些實踐看，其實更應當在科學性方面多做探索與優化，使其產生實際效果而不是流于一種形式。如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方能更好運用，干部也才可能更多地走向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