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建設既是經濟強大的重要手段，也是環境保護工作的重點關照對象，而環境保護又需要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基礎，因此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具有一榮共榮、一損俱損的互動依存發展關系。在理清了二者關系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探索工程建設中應有的環境倫理思想，通過將環境倫理觀念深入工程建設的途徑，來實在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以期達到工程對環境影響的最小化，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生。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大規模的建設，能源卻十分緊張，近年來，經濟高速發展，但是給自然資源卻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我們顯然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胡錦濤總書記明確提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發展目標。為了能夠讓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能夠在保持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同時，又保持環境健康的持續發展，我們應該思考工程建設中應具有如何的環境倫理學思想。
鑒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要發展經濟，就要建設，大興土木，大搞工程建設在所難免；一方面，要持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就得不得不重視環境的保護。兩者皆不可偏廢，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關系。因此，工程建設中應具有的環境倫理學思想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理清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作為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一方面，只要是工程建設，勢必需要環境作為其支撐，可以說，一項工程，就是一個以人類自身的活動不斷與環境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的過程。另一方面，沒有工程在建設過程中不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如果不保護環境，工程建設就沒有了其賴以生根的基礎，也喪失了其建設的物質來源。可見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是密不可分的。
從工程建設所需要的環境支持來看，首先，如果沒有既定的環境，離開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空間，工程建設將變得無立錐之地。其次，工程建設所需要的一切物質資源，無一不是從環境索取。從工程建設對環境的影響來看，沒有工程不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只是這種影響可能為正，也可以為負。一旦環境被嚴重的損害，被掠奪。那么被掠奪的環境反過來又可能對工程系統的發展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害。
就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而言，不可能象西方深生態學所推祟的那樣，采取極端的生態保護主義，完全抹殺人類與非人類的界線，不管是否對人類有利或者有害，人只能盲目的服從于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事實上，這樣的環境保護政策，已經體現出了一定的環境法西斯主義的傾向。無論如何，發展才是我們的主旋律，我們不能也不可能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在雄厚的經濟基礎上，來談環境保護問題。因此，我們的環境保護，不可能離開建設來談保護。我們要在積極建設的前提下，再來談保護。因此，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就當是共生共榮、一損俱損、互動發展的。
二、實現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的良勝循環
要實現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具體說來，就是要在工程建設過程中體現出環境倫理意識，以良好的環境倫理意識來促進工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工程建設中所需要樹立的環境倫理意識，不應當僅僅是照搬西方環境倫理學中的概念，盲從于已有的環境倫理學理念，而應當結合中西環境倫理方面的有利成份，選取其中符合中國建設現狀的部分作為我們采取環境保護行動的理論指導。我們不能因為要建設而不要環境，同時，也不能因為要環境而不搞建設，因此，一方面要看到并重視環境自身的內在價值，要盡我們所能的保護它，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認識到它的工具價值，要充分的開發它，利用它，體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主觀能動性，不能以消極不作為來保護環境，象西方深生態主義者所倡導的那樣；也不能只要發展而不顧環境，象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文明之初所行為的那樣。我們所應當追求的是：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要形成良性循環，最終實現工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在工程建設中，要充分認識到環境是有生命的，是跟我們同呼吸共命運的生命體，不能以妄自尊大的人類中心主義心態去開放利用我們的環境。同時，對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也應該有所取舍，深生態中心學如環境法西斯主義一般的停止發展中國家對環境資源的合理利用，是顯然不可取的，反之，淺生態中心學的自然工具價值與內在價值并重倒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再者，中國傳統的生態思維中也不泛足以讓現代人引以為鑒的成份，如道家所提出的遵循萬物演化之規律，維護自然界的和諧秩序，就要求我們按自然規律辦事，比如說都江堰，它對于洪水采取了引導疏通，而不是圍堵攔截的方式，就充分體現了中國人在保護環境問題上的按自然規律辦事的古老智慧。因此，在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兩者之間，最好的環境倫理便是能夠實現兩者的良性循環。
三、建立基于中國國情的工程環境倫理觀
我國最現實的國情就是我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當今單邊主義肆虐的國際大環境下，加快發展是當務之急。在環境問題上，承擔全球共同的責任是必須的，而解決自己所而臨的具體問題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的工程環境倫理學，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理論與標準，也不能僅僅只是停留在對主體與客體、事實與價值這些形而上學的討論中。就以深生態學的環境法西斯主義般的不作為主義為例，如果是在自然被開發之前的早期不作為，人類恐怕在今天仍然保持著史前的蠻荒狀態；如果是今天的自然被開發之后停止作為，那么已經被破壞的自然就得不到應有的修復。建立基于中國國情的工程環境倫理觀應該從兩個方面人手：一是要與經濟發展相協調；二是要實用。我們所關心的重點不在于是否把道德共同體擴展到包括所有的生命，因為，這樣不能解決任何現實中所遇到的環境問題。以三峽工程為例，如果照搬西方的某些環境倫理觀點，尤其是深生態主義，那么三峽工程就是一項對環境傷害極大，極少考慮非人類生物權利，毫不尊重自然內在價值的工程。但是，我們要注意，我們的國情與西方國家的國情之間的巨大差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巨大差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在已經基本解決了人的生存問題的基礎上來談環境保護的，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人的生存與發展是我們的首要問題，這決定了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我們都必須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此，三峽工程作為一項能夠提供巨大建設能源的水利工程的建設是勢在必行的，有中國特色的工程環境倫理觀，其主旨是要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也要求我們的工程環境倫理觀是應用型的倫理觀，是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因此，無論是動物權利保護主義、生物中心主義或者是生態中心主義，只要是對發展國家經濟有實用價值的成分，我們都應本著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態度矛以取舍。例如羅爾斯頓的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并重的環境倫理觀、泰勒的自衛原則及補償原則等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積極因素。
綜合一要與經濟發展相協調二要實用這兩方面的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工程環境倫理觀是最符合我國國情的倫理學思想。可持續發展環境倫理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統一，一方面，承認人類對自然的保護作用和道德代理人的責任。承認自然不僅具有工具價值，也具有內在價值，但又不把內在價值僅歸于自然 自身，而提高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性質。這樣，由于人類和自然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那么，不僅是人類、還有自然都應該得到道德關懷。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環境倫理觀在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整體價值觀的基礎之上，承認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關于人類所特有的“能動作用”,承認人類在這個統一整體中占有的“道德代理人”和環境管理者的地位。這樣一來，在中國式工程環境倫理觀中，我們既要重視保護自然，但又并非是無所作為的“保護”.我們所倡導的保護，是建設中的保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與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同時，環境日益惡化，環境問題引起了人們普遍的關注和中央的高度重視。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包括，到二O二O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之一是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明顯好轉。在2005年3月12日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胡錦濤總書記明確要求：在全社會大力進行生態文明教育。
工程建設是對環境造成最直接的影響的人類行為之一，也對環境造成最大傷害的人類活動之一，工程建設中所產生的環境倫理問題理應進人我們的環境倫理學研究視野，環境倫理學是有關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的倫理學，可以作為我們拿來改善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基礎，但是，對已有環境倫理理論盲目吸收或者拒斥都是不理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理當本著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原則來建立基于我們自己的國情的環境倫理學，把環境倫理學的觸角深入到工程建設之中，從改造工程師的環境倫理觀念人手，進而建立起新型、實用的中國式工程環境倫理學，從思想源頭上減少工程的環境破壞。以中國式的工程建設環境倫理觀來推動和諧社會的工程環境建設，從而實現和諧社會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明顯好轉等環境建設的目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