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得不承認，這被稱做“國考”的公務員考試，其實早已超越了它自身所應該負載的那些意義和價值極限。社會對于權力的無底線膜拜，不受監督的權力背后，所附帶的種種便捷、利益與地位象征，都助長著這份“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擁擠與熱鬧。這項原本只是一項普通考試的政策性變化趨勢，注定會有很多人去關注，進而隨之調整自己的人生規劃。

　　按照國家公務員管理部門的分析，由于近年來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主體是應屆高校畢業生，故而也帶來了所謂領導機關的“三門干部”現象，具有基層工作經歷的干部比例偏少，導致公務員隊伍來源結構存在缺陷。而對應的解決辦法就是，對應考人員基層工作經驗的硬性要求。這種要求在近幾年的公務員招考過程中被不斷強調，一直到現在所看到的高達85%甚至更高的目標。不能不說這是一種無奈，但這種無奈之舉是否能夠一舉解決前述問題，卻可能還需要稍微冷靜點的分析。

　　公務員考試的主體人群是應屆畢業生，當然還有幾年來全身心投入到公務員考試中、不考上誓不罷休的不少往屆畢業生。既然選擇了公務員考試這個恒定目標，那便無論政策如何變化，都恐怕沒有辦法真正改變他們的初衷。這也就決定了，既然“上有好者”，那就照例“下必甚焉”。基層工作經驗成為參加更高級別公務員考錄的硬杠杠，那么這個硬杠杠就幾乎不可避免地被異化為某種策略性工具。近幾年的媒體報道已經有不少這樣的例子被不經意地提到，應屆畢業生之所以對某項就業安排感興趣，所真正吸引人的，從來不是宣傳語上“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宏大描述，反而一開始就是幾年后參加公務員考試能得到某些優惠或者直接加分的承諾。朝著更高權力去的職業考生，哪怕是進入基層，也依然還是職業考生。按照這樣的心態所歷練來的基層工作經驗，是否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公務員隊伍的所謂“來源結構”問題，只要還有起碼的客觀理性，那便不能不有所疑問。

　　更不要說，現在所能夠得到認定的所謂“基層工作經驗”，其范圍的局促也一步步加深著這種利益驅動。怎么才算基層工作經驗，“縣級以下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村(社區)組織”這種在法律文本層面的認定，擋住了很多不在體制內“基層工作”著的青年。而且還有一些漏洞在于，有些國家機關本身沒有縣級以下的機構設置，從而導致招錄條件可能上調到市級甚至以上的機關部門。本身對于真正的基層而言，高高在上的縣衙本身已經被剝離出基層的范疇，更何況被“認定為基層”的其他更高級別機關。一邊是這種不那么基層的經驗被制度認可，另一邊則可能存在為數眾多的對田野抱有切身接觸、基層到不能再基層的人群無法被認定。這雖然可以被看做是對細節的杞人憂天，但檢視現實，正是這些細節在年復一年成為社會階段性討論的熱點。

　　政策制定的初衷不可謂不用心良苦，但主觀動機與實際效果的差距，可能還需要由實踐來做檢驗。而另一個擔心在于，太多抱有跳板心態的基層工作者存在，對于基層工作的實際影響往往是看在眼里，卻往往無法進行量化的考核。進入工作伊始就開始為更上一層樓做準備，在基層待不住，心也靜不下來。需要面對這一現實問題的基層單位以及廣大農村，可能不在少數。

　　當然，這可以算做是一種不得已的無奈，任何時候都可以這樣解釋，但這種無奈背后是否存在更艱澀和深遠的制度難題，是否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解決，才真正是讓所謂“國考”回歸本來面目的法門？基層工作無法真正吸引一個國家的青年，只有不斷地向上走才能獲得這個社會的某種認可，從一個側面為社會的金字塔結構進行著背書。基層如何才能逃脫被當做跳板的命運？這是必須要未雨綢繆的問題。任何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形態，穩定而有社會認同的職業榮譽和成就感，都應當存在而且不受侵擾。在此基礎之上的層級流通，才有可能具備理性。而這種理性，還需要更科學的考察方式。唯基層經驗是從，可能是不得不選擇的開始，但卻一定不能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