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天天說國際教育, 那什么是真正的國際化呢？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開始關注國際化教育，或是將孩子送進中國的國際學校。但是大家有沒有仔細想過，當我們在談論“國際化教育”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對于中國家庭來說，“國際化”又意味著什么?

　　我們不妨來看看龍應臺這篇文章。所謂的“國際化”，不是追求現代，不是過舶來的節日，更不是改變語言，“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

　　作者：龍應臺。

　　不論是北京還是吉隆坡，香港還是臺北，都有一個“國際化”的共同面貌：星巴克咖啡館不管在哪一個城市里都可以俏生生地站在街角，7-11商店取代了原來老先生老太太開的雜貨店，最流行的嘻哈音樂和服飾到處可見，好萊塢的電影比歐洲還早上市。

　　生活的韻律也與國際同步：二月十四日買花過情人節，十月底戴上面具參加“萬圣節”變裝游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雞過感恩節，十二月廣場上萬人空巷載歌載舞慶祝耶誕節;年底，放煙火、開香檳，倒數時，親吻你身邊的人。

　　新加坡和香港已經是英語的城市，臺北的新政府為了“國際化”開始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務員要考英文，全民學英語，而最后的目標則是：把英語變成正式的官方語言。

　　從北京到吉隆坡，“國際化”成為一個舉國上下努力追求的目標。但究竟什么是“國際化”呢?

　　按照字義，就是使自己變得跟“國際”一樣，可是，誰是“國際”呢?變得跟誰一樣呢?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是要把臺灣變成英國美國，還是印度菲律賓?還是香港新加坡?當執政者宣布要將別國的語言拿來作自己的官方語言時，他對于自己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趨，有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呢?

　　牧羊人穿過草原

　　1978年，我第一次到歐洲，這是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先進國家的聚集處，我帶著滿腦子對“現代化”的想像而去。

　　離開機場，車子沿著德法邊境行駛。一路上沒看見預期中的高科技、超現實的都市景觀，卻看見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畫。樹林與麥田盡處，就是村落。村落的紅瓦白墻起落有致，襯著教堂尖塔的沈靜。斜陽鐘聲，雞犬相聞。綿延數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紀的圖片。

　　我是震驚的，我以為會到處看見“現代”成就的驕傲展現，但是不斷撞見的，卻是貼近泥土的默不作聲的“傳統”。穿過濃綠的草原，這牧羊人緩緩向我走近，就像舊約圣經里的牧羊人走近一個口渴的旅人。

　　爾后在歐洲的長期定居，只是不斷見證傳統的生生不息。

　　生老病死的人間禮儀——什么時辰唱什么歌、用什么顏色、送什么花，對什么人用什么遣詞與用句，井井有條;春夏秋冬的生活韻律——暮冬的化妝游行以驅鬼，初春的彩繪雞蛋以慶生，夏至的廣場歌舞以休憩，耶誕的莊嚴靜思以祈福。

　　千年禮樂，不絕如縷，并不曾因“現代化”而消失或走樣。至于生活環境，不論是羅馬、巴黎還是柏林，為了一堵舊時城墻、一座破敗教堂、一條古樸老街，都可能不計得失地保存修復，就是為了保留傳統的氣質氛圍。

　　歐洲的現代與傳統之間也有一種緊張的拉鋸，但他們至少認識到，傳統的“氣質氛圍”，并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的高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與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樹干，你的眼睛可以為一首古詩流淚，你的心靈可以和兩千年前的作者對話。

　　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我發現，自己原來對“現代化”的預期是片面的。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巨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

　　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語言不是木棍

　　于是我看見：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亞洲的人民過西洋情人節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么;化妝游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義何在;吃火雞大餐不明白要對誰感恩;耶誕狂歡又沒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節慶都必定聯系著宗教或文化歷史的淵源，將別人的節慶拿來過，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來祭拜，卻不知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

　　節慶的熱鬧可以移植，節慶里頭所蘊含的意義卻是移植不來的。節慶變成空洞的消費，而自己傳統中隨著季節流轉或感恩或驅鬼或內省或祈福的充滿意義的節慶則又棄之不顧。

　　究竟要如何給生活賦予意義?說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無措的人多。

　　語言不是木棍，語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樹，盤根錯節、深深扎根在文化和歷史的土壤中。移植語言，就是移植文化和歷史，移植價值和信念，兩者不可分。殖民者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價值觀，統治的第一步就是讓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語言為語言。香港和新加坡就這樣成為英語的社會。

　　嫻熟英語，通曉英語世界的價值觀與運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地方容易與國際直接對話，但是他們可能也要付出代價，文化的代價。英語強勢，可能削弱了本土語言文化——譬如漢語或馬來語——的發展，而英語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紐約或倫敦相提并論，結果可能是兩邊落空，兩種文化土壤都可能因為不夠厚實而無法培養出參天大樹。

　　本國沒有英語人口，又不曾被英語強權殖民過的臺灣，為什么宣稱要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在文化上意味著什么后果?臺灣的執政者顯然未曾深思。進退失據，莫此為甚。

　　國際化，是知識

　　不是移植別人的節慶，不是移植別人的語言，那么“國際化”是什么?

　　它是一種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決定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的文字、講得通的邏輯詞匯，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典章禮樂。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國際化”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別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識。不知道非洲國家的殖民歷史，會以為自己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國際對中國市場的反應，會永遠以政治的單一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不了解美伊戰爭后的歐美角力，不了解聯合國的妥協政治，不了解俄羅斯的轉型，不了解回教世界的內在思維，不了解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帶來的巨大挑戰……不了解國際，又如何奢談找到什么對話的語言讓國際了解亞洲呢?

　　越是先進的國家，對于國際的知識就越多。知識的掌握，幾乎等于國力的展示，因為知識，就是權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電視是一種文化指標，那么臺灣目前二十四小時播報國內新聞，把自己放大到鋪天蓋地的肚臍眼自我沉溺現象，不只是國家落后的象征，已經是文化的變態。

　　人們容許電視臺徹底剝奪自己知的權利，保持自己對國際的淡漠無知，而同時又抱怨國際不了解自己的處境，哀嘆自己是國際孤兒，不是很矛盾嗎?

　　星巴克還是紫藤廬

　　我喜歡在星巴克 (Starbucks) 買咖啡。不見得因為它的咖啡特別好，而是因為，你還沒進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許在耶路撒冷，也許在倫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來，遠遠看見下一個街角閃著熟悉的燈，你就知道在那里可以點一大杯拿鐵咖啡加一個牛角面包，雖然這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我更喜歡在臺北的古跡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里，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里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閑閑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臺灣紫藤廬

　　臺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臺北市只有一個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國際化”不是讓Starbucks進來取代紫藤廬;“國際化”是把自己敞開，讓Starbucks進來，進來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廬的光澤更溫潤優美，知道如何讓別人認識紫藤廬——“我”——的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