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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食用野生黃魚、鮑魚、魚翅、遼參及其他高檔菜肴，不得提供茅臺、五糧液等高檔酒、各類進口酒以及高檔香煙。”當國家有關部門還在糾結何時出臺文件禁止公務接待食用魚翅時，溫州市用立法禁止的辦法率先邁出了實質性一步。   

　　今年兩會期間，一位全國政協委員提交《關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費茅臺酒的提案》后，茅臺股市行情一路走跌，茅臺酒普降400元，足以說明茅臺酒是一個與公款消費密切相關的產品。眼下，溫州這項立法不管是從措施力度還是禁止范圍上，顯然都是更上一層樓，值得一贊。

　　當然，有人會說這種看法太膚淺，采取列舉式立法的一個明顯缺陷就是容易使人鉆漏子，例如立法禁止公款消費茅臺、五糧液后，官員要喝這兩種酒亦非難事，他們完全可以將喝這兩種酒寫成多喝幾瓶其他的次高檔酒，甚至不妨礙他們偷梁換柱地寫成購買了辦公用品。    

　　這一問題固然存在，說到底是“體制之病”，但三公消費過高根子在制度之失，這個常識，誰人不知呢？甚至如何從制度上解決這一問題，都早有共識。這無非再次證明了“革自己的命”是何等困難——要想讓三公消費的利益既得者制定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來監督自己，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從表面上的工作一步步做起呢？進而通過這些表面上的工作逐漸深入問題內核。改革不能一口吃一個胖子，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更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項制度的建設和完善本就要經歷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那么，在制度尚未完善之前，我們以列舉的方式，禁止公款喝各種高檔酒，總比撒手不管強很多，例如，溫州至少給公款消費某類高檔品設置了一道坎吧？應當相信有些公款消費沖動會被這道禁令所遏制，再退一步，即便類似禁令不能成為公款消費的掣肘，但只要是不與公款消費“合拍”的任何制度，都應是有益的，也都應被鼓勵和完善。    

　　總之，只有我們一步一個腳印，才能將扼殺公款吃喝的所有制度朝好的方向不斷推進。如果輕易否定溫州的這項改革，并不見得能起到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