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案存在著嚴重的疏漏。在現有刑事訴訟程序相對完備的背景下，一個即便犯罪也無需承擔刑責的智障者，卻經過公檢法一系列法定程序入獄3年，這顯然并非只是某一個環節出了差錯，而是用以防止當事人被錯誤追訴的程序機制在本案中出現了整體性失靈。我國刑法明確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刑事訴訟法中有專門的針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精神病鑒定的程序性規定，還要求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時必須查明“是否屬于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其中就包括犯罪嫌疑人是否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從公安機關的偵查到檢察機關的批捕，從提起公訴到刑事審判，從作出判決到收押執行，現行司法制度中有多種保障措施避免冤假錯案的出現，在本案中卻沒有任何一項保障措施發揮應有的作用，導致“智障者入獄”的出現。諸多信息表明，對智障者治罪并非辦案者全部不知實情，更像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其次，呂天喜事件必須引起各有關部門高度重視，采取及時有效的糾正措施。應迅速成立由公、檢、法、司相關部門人員參加的專門調查組，對案件的批捕、起訴、審判、收押等各環節進行徹查，調查情況應及時向社會公布。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均沒有發現呂天喜是一個重度智障人是難以理解的，因為要向這樣一個前言不搭后語、嚴重答非所問的“犯罪嫌疑人”核實其犯罪事實，顯然是困難的。

應該通過調查，重點調查清楚下列問題：智障者呂天喜如何犯下搶劫罪？又如何變身為罪犯“田曐”？為什么入獄之事遲遲沒有通知其家人？對于一個“前言不搭后語、所有人一接觸就知道他不正常”的嫌疑人，為何如此明目張膽地抓捕治罪？又何以明知故犯地在檔案卷宗上留下“癡呆”這樣授人以柄的證據？其背后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替人頂罪”？諸多疑問都需要合理化的調查結論。如果經過調查，確定公、檢、法的工作中存在過錯，要依法、依規、依紀嚴肅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并且通過啟動再審程序對原有的審判結果進行糾正，對智障者呂天喜進行合理賠償。

最后，應反思本案對立法和執法的有益啟示。聯系最近的一些冤假錯案來看，在有案必破的政績觀驅使下，在權力暗箱操作成本極低的環境里，目前某些地方的司法公正問題還比較突出。這起“智障者入獄”案件表明現行的刑訴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應通過立法修補秘密拘捕等制度上的不足，減少可能被濫用的程序漏洞，以更全面、有效地保障當事人的正當訴訟權利。除了立法上的制度公正之外，還要高度重視法律執行過程中的公正，通過內部監督、人大監督、群眾監督等多種方式加大監督的力度，對公、檢、法的辦案進行更有效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