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之以往一些調查機構得出的公務員“幸福感最強”、“總體幸福感最好”、“職業幸福感排名第一”的結論，“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的說法有些矜持，盡管意思并無二致。不過，吳曉靈是央行前副行長的職業背景，決定了他注重用數據分析說話，據了解他牽頭的課題組作為相對獨立的調查機構，正在構建一整套旨在改變GDP導向的地方政績評價系統的指標體系。因此，他們有關公務員幸福感的調查結果，對我而言可信度是較高的。

這兩年，公務員在各類“幸福感”的調查中屢屢拔得頭籌。對于此前林林總總類似調查中“公務員最幸福”的結果，我確實沒去多想，都是不憚于最善良的心去揣測的。公務員因“公”而存在，為“公”而工作，職業榮譽感肯定是有的。問題當然難免，但“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仆人服務主人，也不能總是勒緊褲腰帶的。俗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這次讓人嗅出異味的，是報道中的另外關鍵一句：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的是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和農林牧漁水產生產人員。

按我的理解，“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和農林牧漁水產生產人員”的簡稱是工人農民，過去叫“勞苦大眾”。這個龐大的群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公務人員的衣食父母，是主人。仆人最幸福，主人最不幸福，說起來近乎于玩笑，不必當真，但這個結論赫然出現在權威的民意調查中，不免讓人感覺怪異。

正常的邏輯是，公務員的幸福感應該來自職業責任。溫家寶總理曾多次強調：“政府工作人員除了當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沒有任何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務員的幸福應該源自人民的幸福；公仆的幸福感強，主人的幸福感應更強才是。現在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公仆的幸福感超過了其主人——工農大眾，就不難明白公務員的幸福感是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了。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其所著的《正義論》中提出了“分粥法則”，他把社會財富比作一鍋粥，由此提出了五種分粥的辦法。其中第五種辦法，是讓分粥者最后領粥，即要等所有人把粥領走了，自己才能取剩下的那份。讓分粥者最后領粥，這就給分粥者提出了一個最起碼的要求：每碗粥都要分得很均勻。道理明擺著，倘分得不勻，最少的那碗粥便只好留給自己；只有分得平均合理，自己才不至于吃虧。這個“分粥法則”高度體現了現代規則意識：公平公正。

公務人員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工農群眾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背后的問題是什么呢？很簡單，不管行政資源還是社會資源，負責“分粥”的公職人員總是有權第一個挑選自己喝哪一碗，他肯定選擇最好的那碗。所以，其他喝粥的人總是吃不飽，而且心里也覺得不公且無奈。這就應了孟德斯鳩的一句名言：“一切擁有權力的人都有濫用權力為自己謀求私利的傾向”。顯然，公務員們正是濫用了主人賦予的管理國家事物的權力，借著近水樓臺謀了一己私利。

眼下，在住房、就業、社會保障、醫療、教育、收入差距等與民生關系密切的領域，公眾的普遍焦慮越來越強烈。而一些地方政府正在給公務員變相發放高達幾十萬的巨額住房補貼，有的對辭職下海的公務員竟然給予幾十萬元的獎勵。為了保證公務員的養老金待遇，有的地方正不惜降低事業單位員工的養老金待遇。一些地方公務員招考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這么多年的改革中，承擔改革陣痛和成本最小的是公務員群體，不僅如此，只要有機會，他們就去謀求“更大的幸福”。這更大的幸福的背后就是濫權，就是不讓別人幸福。

在封建社會，統治者都知道官要知天意、知地意、知民意，故而一縣之長稱其為“知縣”，一州之長稱其為“知州”，一府之長稱其為“知府”。毛澤東時代，共產黨的官叫做“干部”，“干部干部，就是要先干一步”。在現代社會，政府是受納稅人委托組建起來的公共機構，受納稅人供養，為納稅人服務，公務員必須全力以赴為納稅人這個“雇主”工作。現在，幸福著的公務員群體中，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念及“爾俸爾祿”皆“民膏民脂”，決定讓自己先成為最幸福的人時候也不管民眾答應與否了。

我決不反對公務員有幸福感，但是必須警惕公務員成為幸福感最強的那一部分人。因為在一個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社會里，公務員首先成為最幸福一族，就意味著公權力的走私、公平正義的缺失和執政理念的走偏。這種人非但不可能為老百姓造福，而且往往容易成為民眾幸福的銷蝕劑。唯有從制度設計上強化公民權利，才能讓公務員正回歸“公仆”的角色，也才有可能實現“輪流分粥，分者后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