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士秋在分析成因時認為，一是公務員考錄提供了公平競爭機會，參考積極；二是考錄實行中央統一招考、集中報名，客觀上形成報考人員相對集中、規模較大的狀況；三是公務員承擔著重要的職責，不少人希望成為公務員；四是近年就業形勢較嚴峻，公務員成為重要選擇。一言以蔽之，每每成為輿論關注焦點的“國考熱”，在楊士秋看來其實不能算個事兒。官方首次對“國考熱”的回應，聽上去更像是一種辯解。

　　在其位謀其政，作為國家公務員局的副局長，作出這番解釋并不令人奇怪。但很顯然，盡管我們并不能否認楊士秋的這番分析有合理的成分，但就總體而言，與民意相距甚遠。 2008年“國考”報名人數達到80萬，2009年突破百萬，2010年創造130萬人的歷史新高。不斷刷新的新紀錄，并不能僅僅從公務員這個職業本身來考量。公務員收入高福利好，但任何一個領域任何一個行業，只要努力都有可能成功，為何只有公務員如此光芒四射？這是因為公務員的優渥待遇并不完全與個人努力成正比，還可以依賴體制和政策上的優勢。譬如養老雙軌制，以及事實上不出錯就“能進不能退”的高保障性。可以說，正是這樣的隱性附加值，才造就了公務員職業的巨大魅力。

　　另一方面，“公務員熱”也與不斷強化的官本位意識密切相關。在今天，“公務員”更像是一個身份標識，一朝跨入公務員行列，即意味著社會的普遍認可和身份上的優越感。網上有人喊出 “爭取考個公務員，考不上就嫁個公務員”，雖為戲言，但其中所透露出的某種社會心態卻是清晰可見的。尤其是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不同階層都有某種程度上的不安全感，因而穩定成為最大的訴求，而“吃官飯”無疑是最穩定的出路之一。

　　“公務員熱”必然以某些考生犧牲專業能力和職業理想為代價，從而可能抑制了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大多數社會精英都跑去分享社會財富，誰愿意去創造財富？對于這一點，梁啟超在1921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到，“從前的普通觀念，是想做官才去讀書，現在的學生，他畢業后怎么的變遷，雖然說不定，若當他在校期間，說是打算將來拿學問去官場里混飯吃，我敢保證一千人里頭找不出一個。 ”梁公在90年前如此樂觀，而今天公務員考試愈演愈烈，應該是他沒想到的吧。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媒體對“公務員熱”的熱炒還是民眾對“公務員熱”的焦慮，都是一種相當理智而非不冷靜的表現。而加快公務員體制改革，為“公務員熱”降溫，則已迫在眉睫，如果官方還在千方百計為 “公務員熱”辯護，無視其對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很可能延宕甚至錯失改革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