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即工資是由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決定的。勞動力的供大于求工資就會下降，供小于求就會上升。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使上億農村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涌入各大中城市，以至使中國的勞動力大軍處于明顯的供大于求的狀態，導致工資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同時，中國目前的工會在真正維護職工或普通工人的利益方面，作用還十分有限，還沒有形成有效代表雇員與雇主進行工資福利待遇談判的局面。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無疑會使工資上漲造成巨大的壓力和新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中國的工資結構體系不完善。目前中國的工資享有者大約可分為三部分：

一是企業經營者，實行高額年薪制。

二是公務員及相關行政人員，一般由基本工資和獎金組成，獎金比重較大。

三是占絕大多數的普通職工，他們的工資就是基本工資，獎金只占很少一部分。

這種工資結構為收入差距留下了巨大的空間，也成為國家調節工資收入差距的盲點和難點。國家財力公平而有區別地解決這三部分工資享有者的勞動報酬，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提高低工資者的收入，至今仍是各級政府亟待破解的難題。

富士康是中國打工仔經濟的一個縮影，12連跳的背后。

一方面是在代工領域的過度競爭造成毛利不斷下滑，富士康必須把機器開得更快，雇傭更多更廉價勞動力通過延長勞動時間獲取代工利潤，實踐著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資本家靠延長勞動時間剝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

另外一方面卻是廉價勞動力雖然依然存在，但是賴以支撐富士康盈利模式的新生代90后打工者的心理和生理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更加嬌嫩但有著更豐富的向往和追求，他們自信但脆弱、叛逆但缺乏交流溝通，這就要求富士康必須改變簡單粗暴的半軍事化管理方式，實行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提高待遇，但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犧牲部分效率和利潤，甚至可能導致虧損。工人總是要求漲工資，客戶老吵著要降價，以低廉勞力及鐵血管理成就的富士康代工輝煌在中國正在走向末路。

富士康12連跳事件折射出中國舊有經濟增長模式與新生代勞動者之間的格格不入，以及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面臨的一些迫切問題。這些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數十萬人口遷移，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配套，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們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外來打工者社會權益、生活權益的欠債已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如果這些問題不盡快解決，富士康以及類似的企業難免還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草草了結生命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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