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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公務員招錄創舉中最大的亮點，無疑是“農民工等可報考公務員”。輿論普遍認為，這一打破身份歧視的探索不但有利于推動公正平等，而且也將在全社會營造出一種不唯學歷、不唯身份的氛圍——眼下看來，其政策意義顯然遠遠超過實踐意義。

    “農民工可以報考公務員”與“農民工能夠報考公務員”，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命題。前者是身份問題，后者是能力問題。從表面看，農民工棄考是因為政策出臺太突然、補習文化知識和應試技能一時來不及，抑或因為政策對“優秀農民工”的界定缺乏技術性標準——但實際上，背后的悖論遠非表象上那么簡單。

    初衷良善的“農民工可以報考公務員”，直指社會公平，意在成全底層群體向上流動的夢想。但什么語境下農民工才可以報考公務員？最起碼要具備公平博弈的能力。早在10月23日，國內多家媒體就發出“國考報名超百萬人”的消息，并出現“四千人爭一職位”的慘烈競爭。報考是有成本的，即便是博彩，也得考慮一下微小的獲勝概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符合理性經濟人的行為選擇。那要讓農民工“報”得起來，起碼得保證其綜合素質不能與這“百萬大軍”差距過大。于是，一系列悖論就出現了——如果不提高農民工的素養，“報考”利好就成了玻璃天花板；或者為了農民工而刻意降低公務員錄用標準，則無益于增進公共利益、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設若農民工也有應屆生群體一樣的水平，那他們又何苦繼續掙扎在農民工的崗位上呢？就算農民工崗位光芒四射——既然這個崗位能為勞動者贏得尊嚴和榮光，干嗎又要千辛萬苦地往一個公共服務性的崗位上去“跳龍門”呢？……

    一個社會的序列結構上，總有參差多態的身份差異、職位差異、權利差異等。公民社會的進步，首先在于坦承這種差異，然而，如何彌合這種差異甚至是斷裂，不僅是一門應時的技術，更關乎善政的藝術。“國考”向農民工等群體敞開大門，毋庸諱言是很大的進步——但對于農民工群體而言，兌現其自由權益、尊重其身份地位，其實遠比賦予其公務員身份更迫在眉睫。說得更直白一點，如果農民工的處境不能水漲船高，即便出一批“農民工公務員”，也只是口惠而實不至：一者，不可能所有農民工都去做公務員，以此為跳板來扭轉并改變自己的命運；二者，那些考上公務員的農民工，身份屬性自然慢慢就會異化，不復有農民工的身份意義——在這個問題上，不能適用“先富帶后富”的邏輯。

    如果公務員只是“公務員”而已，如果農民工也真是一種“光榮的職業”——誰敞開懷抱容納誰，何至于令公眾如此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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