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4日，深圳首批公開招聘行政執法類公務員將進入面試階段，據深圳考試院數據顯示，350個職位，34545名考生應考，成為深圳有史以來報名人數最多的一次考試，也是公務員招考報名人數最多、競爭比例最大的一次考試。(《廣州日報》3月23日)而“起薪7000元，最高1.5萬元”的薪資標準也使這條新聞迅速在網上引起熱議。

　　如此千軍萬馬去競爭的其實只是“瓷飯碗”——早在今年年初，深圳就高調宣布，深圳公務員管理將分為綜合管理類、行政執法類和專業技術類三大類，行政執法類公務員明確為非領導職務，設7個職級，只在這些職級中晉升，并且今后一律實行聘任制。既不擔任領導干部，又只是聘任制，實在離我們印象中的“鐵飯碗”有些差距。

　　“瓷飯碗”雖“瓷”，卻還屬于公務員，因而仍是“鐵飯碗”的同胞兄弟。有調查表明，大學生鐘情“鐵飯碗”的一系列理由中，有超過六成的人首選“福利好”和“穩定性強”。“瓷飯碗”雖在“穩定性”上比“鐵飯碗”差一些，但在其他方面則未必，比如權力一樣享有，又比如收入，最低的見習執法員起薪為7000元，一級執法員則為15720元，而且還不包括其他福利。即使是在消費比較高的深圳，這也算是十分優厚的待遇了。

　　而縱觀全國的公務員考試，這一“國考”逐年升溫，從2003年至2009年，6年間“國考”人數增長了14倍。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共有135萬人通過招錄機關的資格審查，角逐1.5萬個崗位，部分職位供需比超過2000：1。此背景下，深圳的“瓷飯碗”異常火爆，就不言而喻了。

　　從社會分工來說，公務員只是眾多社會職業的一種。公務員從事的是社會管理工作，提供公共服務，客觀上講，公務員提供的公共服務本身并不創造社會財富，他們只是在現有存量財富中進行調配，讓其實現更好的分配，以及促進其更快地增長；而增量的財富，則需要更多的人在社會上創業，不斷提高創新能力。如果大量優秀人才去當公務員了，于社會發展而言也許是一種逆動。

　　正因為如此，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在今年全國兩會小組審議會上就憂心忡忡地說，“現在為什么考公務員這么熱？博士、碩士，學外語、學化學的，都在機關里做些收收發發的工作。600萬大學生都去考公務員，都吃財政，不創造生產力，這意味著社會的倒退。”而全國人大代表景新海則認為，政府大量招公務員的做法是不對的，政府公務人員數量應該受到絕對控制。他甚至建議大學畢業生不要為了求穩而去考公務員，“可以冒一冒險，去闖一闖。”

　　然而，形勢比人強，逆耳忠言和真誠建議都無法比現實中公務員的“前景”更讓人動心，因為，在“社會的倒退”背后，是權力的高歌猛進。權力在社會的通吃，已經形成一種“低洼效應”，讓精英們聚集在公務員領域。孫中山先生曾說，公務員是人民公仆，但是現實中卻是“掌勺者占據了大鍋飯”，權力占據了分配資源的絕對優勢。一方面，前些年“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呼聲漸漸淹沒在“國進民退”的滾滾浪潮之中，精英在市場上無法尋找資源，只能轉回到體制內。并且，權力不但掌控資源，還利用資源為自身牟利，公務員的收入增長總是大于其他社會群體的增長，把權力直接變現為福利的事例也是屢見不鮮；另一方面，對于權力的約束仍趕不上權力的增長。“公款吃喝”難以清理，“公車私用”屢禁不止，“公費出國”泛濫成災。極為重要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亦遲遲無法出臺。

　　歸根到底，只有權力先“瘦身”，那些“瓷飯碗”、“鐵飯碗”才不至于引得無數青年趨之若鶩。(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