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始社會醫藥的起源，到戰國時期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國古代醫藥學家積累了豐富的醫藥學知識，并將此總結、升華，建立起一些醫學理論雛形，為戰國以后醫藥學的發展及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西周時期，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已較深刻，并能為疾病確立專門的病名。《山海經》就記載了38種病，其中有固定病名者23種，并記載了動物藥、植物藥及礦物藥共124種（薛愚《中國藥學史料》，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早在殷商時期，藥物就相當豐富，不但發明了酒及湯液，而且應用了治病的“毒藥”。春秋時期，治療技術也有所擴展。如《左傳》記載，秦國名醫緩曾說：“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說明當時攻（灸療）、達（針刺）、藥（藥物治療）已是醫生常用的治療方法。陰陽五行學說的萌生以及專業醫生的出現，為醫學理論的初步形成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如《左傳》記載秦國名醫和給晉侯診病時提出“六氣病原說”：“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用以解釋疾病發生的原因，已勾畫出中醫病因病機理論的雛形。因此，可以說這時的醫學理論，已處于萌芽階段了。

　　戰國時期，由于專業醫生如扁鵲等的大量出現，醫學知識有了快速的積累。對疾病已有了一定的診斷方法，《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扁鵲診病已能“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說明“四診”方法，這時已基本形成。治病方法也有很大進步，除發展了藥物、針灸、導引等豐富多彩的治病方法外，還產生了利用情緒變化治病的精神療法，《呂氏春秋》就記載了文贄用激怒的方法治愈了齊閔王的憂思病。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批醫學資料中，有一卷帛書《五十二病方》，記載了103個病名，涉及到內、外、婦、兒、五官等科，并記載了藥名247個，藥方283個，說明戰國時期的醫藥水平已有很大提高。尤其可貴的是，該書記載了同一疽病，因證不同，治療有別，體現了早期的辨證論治思想。

　　醫學知識的大量積累，客觀上需要整理、總結，使之系統化、理論化，加之社會的發展為此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古代的哲學思想提供了論理方法，因而在眾多醫學家的共同努力下，寫成了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專著——《黃帝內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