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外貿伴隨著國內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走過了跌宕起伏的60年。60年間，從被動封鎖、自我封閉到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到完全市場經濟，從申請復關、加入世貿組織到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開放，我國外貿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貿易規模、結構和影響力也發生了質的轉變。本文從這些變化中回顧外貿發展歷程、探悉外貿發展成就：
　　一、從貿易規模和增速看，外貿發展總體經歷緩慢發展、較快增長和迅猛發展三個階段
　　改革開放前，受制于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外貿總體增長緩慢，占全球貿易比重先升后降。據統計，1977年我國進出口額為148.04億美元，僅比1950年增長136.7億美元，同期我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0.91%降至0.64%。1951-1977進出口年均增長9.98%。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結束了長期封閉狀態，外貿發展增速加快。1978-2001年進出口年均增長15.9%。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外貿進入改革開放后發展最迅速、最平穩，規模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時期。2002-2008年，我國外貿年均增長26.1%，遠高于同期世界貿易的年均增長率，世界排名由全球第8位躍升至第3，其中出口僅次于德國位列全球第2。2008年，進出口額達25616.3億美元，是1949-1978年30年總和的15倍。經過60年的發展，目前我國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
　　二、從商品結構看，由建國初期初級產品出口為主轉向以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為主
　　建國初期，由于產業基礎薄弱，我國出口產品以糧食、生鐵等初級產品為主，價值低、數量少。據統計，1950年僅腸衣一項出口就占當年我出口總額的21.7%。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托產業基礎，發揮比較優勢，相繼形成了輕紡產品、機電產品、IT產品等優勢出口產業。據統計，1981年，工業制成品出口首次超過初級產品(目前，工業制成品出口占比已從1978年的45.2%上升到95%)。1986年紡織品取代石油成為我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標志著出口商品從資源密集型為主向勞動密集型為主的轉變。1995年，機電產品取代紡織品成為第一大類出口商品，標志著從勞動密集型為主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轉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為引導和推動外貿企業優化進出口結構，提高外貿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我國先后實施了“以質取勝”、“大經貿”、“科技興貿”等外貿發展戰略。近年來，采取有保有壓的綜合措施，控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積極鼓勵自有品牌、自主知識產權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這些政策措施目前已取得階段性成果。2009年上半年，機電產品出口占比為57.6%、農輕紡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約占比為31.6%，“兩高一資”類產品出口占比為4%(2008年出口占比為8.3%)。
　　三、從市場結構看，進出口市場由高度集中轉變為日益多元化
　　建國初期，我國主要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香港等進行經貿往來，市場集中度高。1950年，僅俄羅斯和香港兩地貿易額就占我當年出口總額的53.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積極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不斷深化多邊和區域經貿合作，市場結構呈現多元化趨勢。我國貿易伙伴已由1978年的40余個發展到目前的220多個，發展中國家占我貿易比重從1978年的42%提高到目前的48.6%。2008年，前5大和前10大貿易伙伴分別占我貿易總額的57%和75.9%，這一比例比2000年分別下降了11.2和10.9個百分點。1978年，我與最大貿易伙伴的進出口額僅為48億美元，2008年我與7大貿易伙伴進出口額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與歐盟、美國超過3000億美元。在深化出口市場多元化的同時，我國還積極拓寬進口渠道，進口來源地也呈現多元化趨勢。
　　四、從貿易主體看，由外貿總公司專營到各類企業平等競爭、共同發展
　　改革開放前，與計劃經濟相適應，我國實行國營外貿專業總公司高度集中經營體制，全國只有十幾家外貿專業總公司，加上各地分支機構，總數也僅為100余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推進外貿經營權改革，隨著外貿經營權的放開，經營主體隊伍不斷壯大。截止2009年4月份，對外貿易經營者達75.5萬家。其中，國有企業2.4萬家、外資企業32萬家、民營等其它經營者41.1萬家。三大類型經營主體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發生重大變化，國有企業從1981年的99.5%降至2008年的23.9%，外資企業從 0.3%提高到55.1%，民營等其它經營者從0.2%提高到21.1%。民營等其它經營者活力不斷激發，2008年進出口同比增長27.3%，高于進出口整體增幅9.5個百分點，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是國有企業的2.6倍，成為對外貿易的生力軍。
　　60年來，外貿結構的轉變和優化貫穿于我國外貿發展的整個進程，是我國順應時代潮流、積極推進改革開放主觀努力的結果，是我國生產力和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客觀實力的直接體現，也為未來我國外貿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提供了借鑒、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