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慶路３號

來源：時間：2008-02-29 09:30:41

　　外公的去世成了徐元章人生的轉折點。1957年，母親周韻琴去香港接受遺產，從此徐元章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父親一直到去世的時候還惦記她，嘆息說，自己這輩子再也見不到妻子了。”
　　當時的形勢是，國家還允許私人去香港接受遺產，因為如果不這樣做，遺產就歸英國政府所有。但是很快，國家開始嚴格限制個人出國，尤其是周家這樣大量親屬在海外的，連遺產也規定由中國銀行代領。周韻琴也曾寫信讓丈夫徐興業帶著孩子一起去香港，但是當時“三反”、“五反”已經開始了，徐興業作為上海市教育局惟一的非黨員，只能寫信拒絕。
　　周韻琴出國之前，曾經和丈夫共同策劃了一部小說，講述南宋金國入侵時期，一對有情人因為政治動亂生離死別的故事。多年以后，父親徐興業把構思寫成小說，起名《金甌缺》，獲得茅盾文學獎。他是上海第一個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家。他一生也只有這一部作品。
　　“他們構思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他們自己的命運會和小說如此驚人的相似。”徐元章說，“這不是一個快樂的人寫的書，他把自己憂郁的情懷寫進書里。”
　　徐元章自己則開始面臨人生的各種玩笑。當時，他和鄰居小孩子的關系很壞。“花園外面沒有墻，是一圈籬笆。那些小孩子經常拆籬笆跑過來，把這里當成他們的后花園。沒人管得了他們。”徐元章回憶說，“包括后來我交女朋友，都有人趴在窗戶上看。我沒有任何自由，覺得壓抑。”
　　徐元章的愛情也和寶慶路3號有關。“當時他17歲，她15歲，他是她的畫畫老師。他們定情就是在寶慶路3號。”徐元章的朋友侯文斌說，“而且他的追求方式很奇怪。當時他太太是宣傳隊的骨干，追求的人很多，但每天都有一個白頭發、衣冠楚楚的老人開車來接她，后來我們才知道，那個老人是徐元章的舅舅。”侯文斌和他的太太都是徐元章的老朋友和老客人，他父親是上海作家、創造社發起人之一張資平，養父是當時上海最有名的留德西醫，看診一次要收一銀元。
　　“文革”時期，徐元章在街道小廠干活，一個月20幾塊，但他愛好音樂。“那時候我們經常聚在寶慶路3號樓上的兩個小房間里聽音樂，就用這臺老的CBA短波收音機。”徐元章說，“一開始是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大江東去》之類。很快，開始流行鄉村，有時候也能聽到一些拉丁，比如曼波、恰恰。”
　　朱小開是面粉大王的后代、徐元章舞會的“基本群眾”。他外號“朱老板”、“朱十七”，因為家里排行十七。他到今年60歲，一輩子沒有工作過一天，就靠變賣家傳的古董字畫過日子，是個標準“寓公”。他一輩子沒有別的愛好，就是喜歡音樂。“文革”時候，他十幾歲，常和徐元章一起躲著聽音樂。他的幾百張唱片都藏在墻里面，怕被搜走。“那時候，聽一張唱片判7年，跳一次舞關12年。”他指著桌上一張四十年代的好萊塢唱片說，“這個女演員是金諾瓦克，不過我們當年最喜歡的是費雯麗。這個男演員叫Tyrone Power，當年我最喜歡他，有很多年輕人模仿他的發型和穿著。”
　　“最愛跳舞的是朱廷嘉。”侯文斌指著正和自己太太跳舞的先生說，“他80歲了，當年可是百樂門的常客，從幾歲開始就幾乎天天跳舞。” 朱廷嘉的父親當年擁有包括大光明在內的多家戲院的股份。“文革”時候，他收藏的大量舞鞋被抄出，每抄出一只，他就被狠批一次。
　　曾經在裕泰花50美元買一只BESTMADE煙斗，在和平飯店花一兩黃金定做兩套西服的人們，生活開始拮據起來。侯文斌曾經客串話劇《長恨歌》，他們這些人都很認同女主角王琦瑤那時候的遭遇：因為吃不起大閘蟹，用蔥姜煮了小黃魚，然后閉著眼睛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嘗，慢慢復原記憶里的味道。徐元章的太太當時最喜歡把吃剩的西瓜皮切碎，炒炒就是一盤菜；一條黃魚買回來能做兩道菜，魚身子紅燒，魚頭加咸菜汆湯。還有的人，學會了用煤球爐子做蛋糕；徐元章雖然沒辦法買唱片，但是1961年，他仍然和好萊塢同步，聽到了翻錄的名曲《Moon River》。
　　七十年代，浦江飯店恢復了第一次舞會，門票5塊錢一張，爆滿。八十年代，侯文斌回到父親在愚園路上的房子，裝了4個喇叭就開起了家庭舞會。徐元章開舞會的時候，大家都愿意來，因為他的音樂好。徐元章還把自己的畫掛在墻上，說要把寶慶路3號辦成一個“小盧浮宮”。每次跳完了，大家AA制去光明村吃生煎，去滄浪亭吃面。
　　名氣大了，來的人多。“但是我們有自己的小圈子。”侯文斌指著對面沙發上的幾個年輕人說，“像這些外面來的人是打不進來的。他們請我們，我們是不跳的。我們也不會請他們跳。”
　　徐元章很少跳舞，只是坐在沙發里看，有的時候會睡著。興奮的時候跳幾下狐步，“但這種快樂是很短暫的。”他說人生最好的享受是和知己坐在幽暗的燈光下喝咖啡品紅酒——喝咖啡時聽喝咖啡的音樂，喝紅酒時聽喝紅酒的音樂。
　　朱小開說人生最好的享受是自由。“我們這樣的人有什么好寫的呢？”他問我，“都是廢物啊。一個家庭，一個家族，只剩下表面。生財之道都沒有了，只剩下享受之道，有什么用？”
　　
　　曲終人散
　　
　　周宗良去世的時候，把留在大陸的財產分給了自己的家人：妻孫家儀占25％，6個兒子共占50％平均分配，7個女兒共占25％平均分配。到今天。寶慶路3號的房子有12戶繼承人，分散在全國各地。
　　這處近5000平方米的房子到底值多少錢？“兩個億。”徐元章說，“船王包玉剛的后人曾經想花1.5億買下來，但沒成功。”侯文斌曾經幫徐聯絡過一些海外買家，最高出價到1.3億。
　　但是，2006年5月12日，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將寶慶路3號以7300萬的價格賣給上海地產集團。盡管周家人認為背后有暗箱操作，但一切仍在進行。6月7日，各個繼承人得到通知，領取房屋折現款。9月5日，徐元章為寶慶路3號交了可能是最后一筆的國有土地使用租金。11月12日是判決執行的日子——舞會隨時可能是最后一次。
　　徐元章害怕寂寞，已經不習慣家里沒有人的日子。沒人在身邊，他就沒法畫畫。“萬一離開這里，我也要住在市中心。”
　　他也從沒流離失所過，為此他禱告了兩次，還做了一次噩夢。“我夢見我又要去上班了，哭哭啼啼的。一醒來發現不是真的，開心極了。”
　　侯文斌和徐元章相交幾十年，覺得他就是一個天真的藝術家、老小孩。很多人把他比作賈寶玉，喜聚不喜散。“賈寶玉怎能離開賈府？”侯文斌說，“他這個人，只能燈紅酒綠歌舞升平，離開了寶慶路3號，他就沒有方向，什么也不是。”
　　天黑了，徐元章騎著自行車送我，說要去和貝聿銘的弟弟吃晚飯。關了門，沒關音樂，里面傳來噼噼啪啪的歌曲之聲。出門拐彎一百米，就是常熟路地鐵站，從這里坐三站到人民廣場，再倒二號線坐兩站，就是浦東陸家嘴。兩天前，有人在這里公布了最新的中國富豪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