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法應當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

來源：時間：2008-02-20 17:40:20

　　競爭法中該不該設置民事賠償
　　
　　損害賠償的根本目的就是以財產的方式補償損失、救濟損害。民事損害賠償制度在競爭法上不僅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而且通過有效的民事損害賠償制度設計，鼓勵廣大私主體參與競爭法的實施，可以彌補競爭法公共實施的不足，降低競爭法的實施成本，從而達到更好地維護自由競爭和公平競爭秩序的目的。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0條對民事損害賠償雖然做了規定，但是，自該法施行以來，我國法院審理的絕大多數不正當競爭案件僅局限于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特別是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行為，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損害商譽行為等，而對于虛假廣告、商業賄賂、公用企業限制競爭、行政性限制競爭、低價傾銷、串通投標等行為，基本上還未從追究民事責任的角度予以受理和處理。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應該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0條仍局限于補償性民事責任，并且根據該條規定，因不法競爭行為所致損害的計算方法，主要就是以其他經營者因不法競爭行為所受到的損失，或者以不法競爭行為人因不法競爭行為所獲得的利益合理確定。然而，在我國,目前人們的競爭法制觀念普遍比較淡薄，因不法競爭行為所造成的實際損失實踐中往往都比較難以計算，不法競爭行為人因不法競爭行為所獲得的實際利潤也不易掌握，客觀上確實存在不確定甚至造假等問題，加之此類案件可能帶來的高額訴訟成本等，我國競爭法中的民事損害賠償制度的應有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就不足為奇。
　　
　　競爭法中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意義
　　
　　美國法上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具有多重法律功能，對于解決競爭法中的民事損害賠償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懲罰性賠償主要存在于美國法中，但是對其他英美法系國家，甚至包括大陸法系國家也存在一些影響。就競爭法而言，美國《謝爾曼法》第7條規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項而遭受財產或營業損害的人，可在被告居住的、被發現或有代理機構的區向美國區法院提起訴訟，不論損害大小，一律給予其損害額的三倍賠償及訴訟費和合理的律師費。”其《克萊頓法》第4條對私人訴訟三倍損害賠償做了進一步規定。我國臺灣地區1991年“公平交易法”第31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32條規定：“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門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 與美國絕對三倍損害賠償制度相比，我國臺灣地區實行的是一種酌定三倍損害賠償制度，即允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在三倍的范圍內進行自由裁量。
　　懲罰性賠償在性質上與競爭法完全一致，競爭法是經濟法體系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公共利益是經濟法的首要法益目標，經濟法的立法宗旨就是追求社會整體利益。市場競爭內在地要求國家干預，這也就決定了市場競爭法具有國家干預性；市場競爭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根本動力，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它關系國計民生，影響社會全局，涉及人類整體，這就決定了以市場競爭為對象的市場競爭法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而被奉為“經濟憲法”或稱為“小憲法”，這正是市場競爭法社會公共性的表現。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對行為人的懲罰來維護社會利益，體現了國家的強制干預性，其本質上是國家進行干預的一種具體形式，即通過競爭法授予經營者懲罰性賠償請求權來達到其維護公平競爭和自由競爭秩序的目的，這樣不僅可以彌補競爭法公共實施的不足，而且可以降低競爭法的實施成本。
　　懲罰性賠償對競爭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懲罰性賠償本質上意味著對不法競爭行為人財產權利的剝奪，并且由此引起的財產損失遠遠大于同一行為所帶來的利益，即使其得不償失，從而可以更為有效地抑制類似不法競爭行為的再發生。誠如學者所言，盡管社會成本可能無法完全彌補，但必須通過懲罰來使違法者付出代價，以使其懾于法律的懲罰，而憚于因自己的行為引發社會成本，這更多的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慮。其次，不法競爭行為所侵害的客體主要是公平競爭秩序和自由競爭秩序，體現的主要是對社會利益的危害，而其給具體其他經營者造成的損害常常都很難認定，即便勉強認定也不會很高；加之人們的競爭法制觀念普遍淡漠，人們不愿意輕易提起訴訟。而懲罰性賠償是增加賠償，可以更為有效地伸張正義，必然會提高其他經營者與不法行為進行斗爭的積極性，客觀上起到了興訴作用。再次，補償性賠償本質上意味著民事損害賠償的上限為補償，而由于種種原因受害人常常根本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補償，而且反限制競爭和反不正當競爭這類案件大多可能因舉證等問題而帶來較高的訴訟成本，因此懲罰性賠償客觀上也在發揮著補償性民事責任的功能，是對補償性民事責任的重要補充。最后，通過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不法行為人會因痛苦而自我譴責，并對自己的違法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同時，懲罰性賠償還可以使其他社會成員認識到不法競爭行為的社會危害的嚴重性，從而更好地弘揚現代文明。
　　懲罰性賠償對競爭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體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基本結構的內在要求。在與法律有著密切聯系的各種正義的含義中，社會體制即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具有決定意義，是正義之正義。另一方面，制裁問題是一個關系到法律實效的問題，人們之所以規定制裁，其目的就在于保證法律命令得到遵守與執行，就在于強迫“行為符合業已確立的秩序”。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確立的懲罰性賠償，對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起到了重要作用。該條規定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就是“知假買假”不當得利問題，理論界以及實踐中對此頗多微詞。但是在競爭法中設立懲罰性賠償制度不會出現類似問題，因為競爭行為屬于單方的意思表示不同于商品買賣雙方的法律行為，客觀上決定了它不存在什么“知假買假”問題。而且在競爭法中設立懲罰性賠償制度也不會壓制自由競爭。懲罰性賠償只是加重了對限制競爭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制裁力度，并不涉及限制競爭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本身，它是在競爭法所規定的限制競爭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構成要件的基礎上有條件地加重制裁，本質上仍然是要維護自由競爭和公平競爭。
　　
　　競爭法中如何設定懲罰性賠償的條件
　　
　　懲罰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未來的危害，而對一個被判過去犯有有害行為的人所加的痛苦。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是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的基礎，同時還必須考慮到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因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社會利益或者國家利益。懲罰水平的選擇首先取決于違法的嚴重程度，應當計算到它給違法者帶來的成本，無論在財產方面還是非財產方面，等于其違法行為給社會帶來的成本。這個標準不是來自對稱的觀念，也不是來自“以眼還眼”的圣經觀念，它是一種效率的標準。
　　對于競爭法中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確定可以考慮以下因素：一是所侵害的社會法益和其他經營者所可能受到的損失；二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三是行為人受益情況；四是行為人財產狀況。總的要求是為抑制、預防該行為的再發生所必須。考慮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第9條等關于雙倍賠償規定的現實，在競爭法中繼續規定雙倍的懲罰性賠償更容易為社會所接受。
　　（作者單位：淮陰師范學院法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