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學院與當代金融史上的歷次金融危機存在瓜葛

金融危機為金融學教授提供了難得的研究機遇，但商學院顯然是金融危機的大輸家之一：來自大公司的贊助銳減、MBA就業受到嚴重沖擊、很多企業收緊了短期培訓預算。然而，鑒于商學院與華爾街的緊密聯系，商學院不應該簡單地把危機的責任推卸給金融監管當局的無能和金融機構高管的貪婪。商學院也必須借此反思自身的社會責任。

　  商學院與當代金融史上的歷次金融危機都存在瓜葛。1987年美國股災的罪魁禍首之一——“垃圾債券之父”米爾肯(Michael Milken)是沃頓商學院的MBA校友，他因內幕交易而鋃鐺入獄。1998年，由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商學院教授Robert Merton和斯坦福大學教授Myron Scholes參與創辦的LTCM(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陷入破產危機，迫使美聯儲伸出援手。2001年，安然事件爆發，由于安然公司董事長肯尼斯·萊畢業于哈佛商學院，商學院再次受到強大的輿論壓力。

　　次貸危機也不例外。哈佛商學院教授Jay Lorsch和Rakesh Khurana指出：“作為金融界專業人才和思想的來源地，商學院也必須為次貸危機承擔責任。”導致美國次貸危機的原因眾多，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對金融創新的過度放縱，特別是CDS等衍生產品的膨脹，嚴重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需求。

　　回顧金融創新的歷史，最初設立的農產品[16.67 -1.24%]期貨是為了幫助農民規避農產品價格劇烈波動的風險。20世紀90年代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技術的發展，使得金融衍生產品日趨復雜化和模型化，最終在某種程度上淪為金融界自娛自樂的游戲。次貸危機的爆發，可以說是對金融衍生產品脫離實體經濟需求惡性膨脹的一次大清算。在金融工程學中舉足輕重的Black-Scholes公式就是商學院的兩位教授發明的。

　　其實，領導力大師Warren Bennis于2002年發表的《商學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一文，很早就警告了商學院日益“偏離實體經濟需求”的危險。在他看來，很多教授沉迷于撰寫那些沒有幾個人讀得懂的晦澀論文，而忘記了商學院的真正使命——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需求。金融衍生產品的悲劇是對商學院教授“向上弱智化”(dumbing up)的一個很好的注釋。

　　因此，商學院如何讓學術研究回歸商業本質的需求，是金融危機提出的重要課題。

　　商學院也未對安然事件揭示的公司治理危機給予足夠的關注。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看，美國次貸危機不過是安然事件的翻版。由于股權過度分散，上市公司股東傾向于用腳投票，而董事會也逐漸淪為橡皮圖章，導致了管理層的內部人控制。

　　如果說安然公司采用的是財務欺詐的伎倆，那么次貸危機中金融機構的手法則更為隱蔽：管理層承擔巨大風險進行投機來獲得天價獎金，即使公司瀕臨破產自己仍能高枕無憂。AIG的“獎金門”深刻說明了現行公司治理機制的缺陷：管理層在公司巨額虧損的情況下仍能合法地獲得高額獎金。安然公司當年是通過大量的SPV來隱瞞虧損，如今的金融機構則借助大量的衍生產品來逃避巴塞爾協議的資本充足率約束。兩者可謂殊途同歸。

　　安然事件催生了治標不治本的Sarbanes-Oxley法案，而次貸危機爆發后對金融監管的過度聚焦很可能讓我們再次錯失公司治理改革的良機。

　　安然事件后，美國主流商學院紛紛開設社會責任和商業倫理方面的課程。但從次貸危機的結果來看，單純的商業倫理教育是靠不住的。商學院應該減少對高深的數學模型和衍生產品精巧設計的關注，轉向制度和機制設計的研究，特別是：如何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以實現失衡的權力天平向股東一方的擺動？金融監管體制如何完善以避免金融機構“大而不倒”所帶來的道德風險？國際貨幣體系如何改革，以改變美國挾儲備貨幣地位而號令天下的狀態？如何更好地預警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以減輕危機所帶來的巨大社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