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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某縣一輛載有50多名的中小學生的中巴掉到水溝，全部遇難，縣長引咎辭職。對此你有什么看法！

　　追問：你認為該事件反映了那些更深層次的問題？

　　面試真題分析：首先考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要理性和感性相結合。不要一開始就“毫無人情味”地開始談“分析”或“解決對策”之類的東西，而是應該先對事件作一個“感性的表態”。即對“某縣一輛載有50多名的中小學生的中巴掉到水溝，全部遇難”應該感到非常震驚和遺憾。因為作為一個準公務員其實最難能可貴的不是“如機器人”一般的嚴密邏輯思維，而是一種“對國家和對人民的真摯的感情”。我們要有這個“感情的基礎”才談得上公務員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否則無論考生的能力如何高超，其實都不見得能打動考官。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點，戴老師建議考生一定好好地體會這一點。有時候個人“胸懷的寬大”，比能力的高低更為重要。一個公務員的心里裝的不應該僅僅是“對與錯”“合理與不合理”這些完全客觀的東西，有時候作為一個正常的本性，對老百姓的“同情心”，“惻隱之心”也是必不可少的。或許會有人覺得這是一種高姿態，當然如果是故意裝出來那當然大可不必，不過還是認為其實絕大部分的考生都是來源于老百姓這個群體，“同情心”、“惻隱之心”其實每個人都有，只是很多時候在“考試”這樣一個緊張的環境中，被大家自己所“忽視”或“壓抑”住了。其實有時候思維“放開一些”，想到什么就說什么，考生純樸的本質反而更易獲得考官的認同。因為面試本身就是一個考官“了解”考生的過程，而不是“拷問”考生的一個過程。只要考生本身性格是適合從事公務員工作的，把真實想法如實告知考官，在“閱人無數”的考官面前，反而能以“真”取勝。

　　對于題目中的“縣長引咎辭職”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應該辯證地看待。一方面“縣長引咎辭職”體現目前我國許多行政官員的責任感還是很好的，出了問題不會去“推卸”責任，但另一方面，如果“縣長引咎辭職”只是作為一種息事寧人的方式則非常不可取，而對于縣長這一類高官來說也不公平。對于任何事件的責任追究都不能搞“一刀切”，也就是不能一出問題就來個“縣長引咎辭職”或“別的什么長”“引咎辭職”。必須經過深入調查后在做決定，如果確實是由于“主管領導”的“失職”導致了事件的發生，則應該采取“引咎辭職”的方式，做一個不逃避責任的官員。而如果深入調查后，事情不是由于“主管領導”的“失職”所導致的，則無論是上級領導還是我們的廣大老百姓，都應該更加“包容”地看待這些問題，畢竟做一個公務員不容易，做一個領導其實更難。所以考生在答題時，要用“包容的”、“客觀的”心態去看待“別人”(即相關官員)的錯誤，不偏不倚地看待這一問題。

　　至于“該事件所反映的更深層次的問題”主要是延伸到目前我國的“高官問責制”的建立。對于這個問題，實際上目前學術界還是有相當的爭議的。有許多的專家學者們認為，在公共行政領域中，盡管某些行政人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在相關法律和制度規定的范圍內是沒有責任與紕漏的，但在道德和倫理上卻是難辭其咎的，而現有制度卻不足以對他們施以懲戒和制裁。在治理觀念日漸科學化與系統結構逐步合理化的今天，政府運行機制中官員個人和制度內涵的道德因素缺失已經成為我國進一步深化行政改革與建構政治文明的一個不可逾越的屏障。高官問責作為一種要求當事人承擔責任的監督途徑，則適時填補了現存的法律責任與道德責任之間的空白，為我國公共行政的運行注入了更深層的民主政治和道德倫理的內涵。

　　對于學術界目前對這個看法，目前我國需要建立“高官問責制”，在這個點上，基本上毋庸置疑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執行和操作的層面上可能出現問題，那就是在某些時候，“高官問責制”處罰了“高層”的“過失”，卻有可能“錯過”了或“掩蓋”了“基層”的“失誤”。進而演化之，恐有成為“一種‘息事寧人’的借口”的危險。這就是關鍵所在。因為“高官”被“問責”并不是我們的目的，而僅僅是一個預防問題再度發生的“手段”，強調的只是“警示”作用，而不是問題發生后，作為大眾或政府的“解氣”(或“消氣”)作用來使用的。所以在剖析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時，尤其看待“處罰性”的社會問題時，其實不妨有更多的“理解”精神，理性而不是感性地審視一些問題，切不可一看到“犯錯的主體”被“處罰”就“一概性”地表示“歡迎”。坦誠地說，戴老師常常想，其實有時候一個社會要進步，應該是“被處罰”的人越來越少，那才算是一件好事，如果“被處罰”的人越來越多，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對于這個點，請廣大考生在公務員備考過程中細細地體會。

　　面試真題參考答案：

　　(1)對于某縣一輛載有50多名的中小學生的中巴掉到水溝，全部遇難的事件，我感到非常震驚和遺憾，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件。對于題目中所說的“縣長引咎辭職”的問題，我認為應該辯證地看待。一方面“縣長引咎辭職”體現目前我國許多行政官員的責任感還是很好的，出了問題不會去“推卸”責任，但另一方面，如果“縣長引咎辭職”只是作為一種息事寧人的方式，我認為則非常不可取，而對于縣長這一類高官來說也不公平。對于任何事件的責任追究都不能搞“一刀切”，必須經過深入調查后在做決定，如果確實是由于“主管領導”的“失職”導致了事件的發生，則應該采取“引咎辭職”的方式，做一個不逃避責任的官員。而如果深入調查后，事情不是由于“主管領導”的“失職”所導致的，我認為我們應該更加“包容”地看待這些問題，畢竟做一個公務員不容易，做一個領導其實更難。

　　(2)“該事件所反映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我認為主要是延伸到目前我國的“高官問責制”的建立問題。在公共行政領域中，盡管某些行政人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在相關法律和制度規定的范圍內是沒有責任與紕漏的，但在道德和倫理上卻是難辭其咎的，而現有制度卻不足以對他們施以懲戒和制裁。高官問責作為一種要求當事人承擔責任的監督途徑，則適時填補了現存的法律責任與道德責任之間的空白，為我國公共行政的運行注入了更深層的民主政治和道德倫理的內涵。但是戴老師認為“高官問責制”是我國行政管理制度的一種進步。但在執行和操作的層面上要特別注意，不能因為處罰了“高層”的“過失”，而“錯過”了或“掩蓋”了“基層”的“失誤”。“高官”被“問責”并不是我們的目的，而僅僅是一個預防問題再度發生的“手段”，我們強調的只是“警示”作用，所以我認為不到“萬不得已”，或確實存在“領導”的“失職”情形，一般不應該“輕易”尤其是不能“隨意”對高層官員做出“道德層面”的“無過問責”。（作者：　戴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