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的審核工作已于10月26日18時結束。據統計，今年最終報名人數為1415138人，在報考人數連續多年持續攀升之后，今年首次出現了負增長。有專家分析稱，出現人數首次下降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經過多年的考試，考生報考的心態更加理性，另一方面，就業大環境的轉好也分流了部分考生。

在我看來，專家上述觀點大可商榷，要警惕這些專家觀點會誤導政策。

我并不贊成“公考降溫論”以及由此得出的“就業環境好轉”分析。誠然，從數據統計上看，今年通過審核的公務員報考人數確實比去年的146萬人少4萬多。但依據減少4萬人，就能得出“考生報考心態更理性、就業大環境好轉”的結論嗎？

我認為，今年通過審核的公務員報考人數減少，主要原因在于有的崗位明確要求報考者具有基層工作經歷，這無疑提高了“經歷門檻”。此前還有媒體報道，一些單位在報名審核時，就對報考者進行委婉“勸退”，提醒后者他們的經歷沒有競爭力。因此，如果沒有“經歷門檻”提高的因素，2011年公務員報考人數，極有可能再創新高。而公務員報考的這種局面，反映出就業環境依舊困難的現實。

那么，為何有專家卻急于得到考生心態更理性、就業大環境好的結論呢？這讓我想到，2009年高考報名人數減少，教育部證實有84萬學生棄考之后，隨即就有專家表示，這是一種好現象，表明成才路徑已經多元化。如果成才路徑真正多元，考生可以不上大學也有不錯的出路，那確實不錯，可問題是，高中畢業生棄考，是因為有更多的成才選擇，還是無奈呢？而進一步的調查顯示，主要棄考原因是選擇境外高校、大學學費太貴而就業難、（為提高升學率）被老師勸說放棄高考、自覺高考無望而放棄。

對公務員報考人數“首降”一事做出上述分析，與有關專家對高考棄考的評價，十分類似，即那都是領導們喜聞樂見的觀點。

這樣的分析，如果隨便說說、自娛自樂倒無妨。問題是，這類觀點往往由于很對一些領導的胃口，而很容易被采納，甚至成為決策依據，研究者也由此成為領導的座上賓，能獲得各種好處。

在我有限的認知中，就見識過多起這樣的事例。某高校一研究生班總共30人，畢業時實現就業的學生只有5名，但在就業座談會上，找來發言的是已經就業的學生，且被老師關照要往好里講，于是，領導聽完之后得到的大體印象就是：學生的總體就業形勢并不像媒體宣傳的那么差。近年來推出的諸多大學生就業措施，客觀上說，都存在十分嚴重的應急問題，但從下到上，問題逐層衰減，讓領導們感受到自身決策的正確，進而繼續堅持以往的決策。

人們因此愛批評這些專家、學者沒有道義感和良心，但其實，這更是決策機制和評價機制的問題。從研究角度說，結合一些現象，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這是研究者的自由；他的研究觀點，被決策者采納、吸收，責任也不在他。而研究者一味迎合領導，是因為領導掌握決策權以及資源配置權。

要防患片面的信息左右決策，不在于消除片面信息（這是學術自由的必然），也不在信息的充分（再充分的信息，也可能被領導者過濾，只采信自己喜歡的，而不待見不喜歡的），而必須建立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