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考試培訓網

    “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如果按照傳統的失業理論，將失業者看作是就業的蓄水池的話，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可以對社會中新的勞動力需求提供合格的勞動者，而如果失業者主要是由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構成的，則將與社會需求形成更大的脫節。”孫立平說，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失業結構變化的方向是良性的。

    西方國家面對失業問題的對策

    法國

    20世紀50至60年代，法國經濟迅速發展，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失業問題并不明顯，一般季節性失業維持在20萬人左右。1962年，隨著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結束，大量北非移民涌入法國。1973年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沖擊法國經濟，法國失業率當年突破5%.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法國經濟再度陷入困境。從此，失業率不斷攀升。進入90年代以來，法國左右翼政府均把解決失業問題作為政府的主要工作。

    例如，右翼認為，只有企業發展了，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2002年10月，法國右翼政府出臺了鼓勵創辦企業的新措施，將企業的注冊資金從7000多歐元減為象征性的1歐元；簡化成立公司的申請手續，創業者可使用家庭住址作為公司地址；在創業初期還可緩繳社會分攤金。政府計劃通過上述措施，在未來5年里，每年創辦20萬個企業，從而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勞動力市場的僵化是歐洲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問題，法國也一直在努力改善這一狀況，90年代以來，各種部分工時就業人數增加較多，到2000年部分工時制、臨時工、季節工就業人數已占到總就業人數的1/3.但一些左翼人士對上述措施持不同意見，認為它們并未解決一部分低層次群體的就業不穩定和生活困難問題；左翼政黨主張通過減少工作時間來增加就業機會，1999年，若斯潘政府將原法定每周39小時工作制改為35小時。企業為保證生產的正常運轉，必須雇傭更多的工人。此外，左翼政府還制定了“青年就業合同”，對雇傭青年就業的企業提供財政優惠。左翼稱，這些措施創造了30萬個就業機會。但右翼政黨和雇主協會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一做法加重了企業和國家的負擔。另外，法國政府還通過大力發展服務業來增加就業崗位，消化過剩勞動力。

    美國

    美國主管就業、勞工等項事務權力最大的是勞工部，內閣部長華裔女士趙小蘭曾經說過：“讓失業者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就是勞工部的職責，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就是我們的工作。”美國緩解失業通常有以下幾個措施，第一，向失業人員提供失業保險。這一項目是勞工部在20世紀30年代為應付大蕭條后的嚴重失業就創立了起來的，如今已成為一種常規性的機制。第二，幫助失業人員解決退休金優惠及醫療保險等事項，政府預算中每年都有一定撥款留給這兩方面的用度。失業人員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向當地政府提出申請，如果符合條件，一般都能得到救濟，以使自己繼續享受正常的退休和醫療保險計劃。第三，勞工部下屬有一個很大的就業與培訓局，主要任務是通過與各州和地方的勞工開發部門合作，向失業者提供高質量的職業培訓、就業、勞工市場以及收入保證等多方面的服務，2002年財政年度，就業與培訓局得到政府預算撥款107億美元。

    保加利亞

    保政局劇變后，由于私有化和國營企業破產倒閉等原因，失業人口迅速增加，由1991年的25.5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69.5萬人，失業率由6.7%上升到18.4%.保政府為失業者廣開就業門路。如政府專門制定了“森林恢復和保護計劃”，向參加植樹造林的失業人員提供不低于全國最低工資的報酬。對承包荒山野嶺植樹造林的失業者，國家免費提供樹種和苗木，并給予稅收方面的優惠。另外，針對土地私有化后大量農民失業的情況，保政府還決定將國家所有的山區和丘陵坡地等以低價或免費的方式提供給失業者，鼓勵其自謀生路，在海濱或高山滑雪旅游區，保政府則允許失業者開辦家庭旅店和提供餐飲服務，國家在貸款、稅收等方面為他們提供方便。這一措施對解決黑海沿岸地區和高山旅游區的失業問題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保政府還采取了“出口”失業者的辦法。迄今為止，保加利亞已同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塞浦路斯等國簽訂了向這些國家輸出勞動力的協定。到上述國家工作的保加利亞失業者多數從事旅店、餐館等服務性工作。

    瑞典

    瑞典的就業策略是“每個人就業”或“充分就業”，這是過去40年來瑞典始終作為社會福利國家的原則之一。瑞典設立了國家就業委員會并在全國設有360家就業辦公室，60家特殊的就業服務機構和90家職業能力測試所。就業辦公室主要功能是職業咨詢和安置指導。瑞典把GDP的0.9%用于消極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措施上。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間，所見到的最高失業率只有3.5%，其中20世紀70年代失業率一直處于1.5%～2.7%間，20世紀80年代的平均失業率僅為2.5%.同時通過建立就業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來保護雇員。

    所有失業都是自愿的？

    “所有失業都是自愿的”。這是青年經濟學者薛兆豐的觀點，他認為，人人都計較報酬，失業都是個人“計較”的結果，都是主觀的選擇，而不是被動的接受。大學生失業人數近年內的激增似乎可作為這一觀點的佐證。

    記者從教育部獲得的數據是，2001年全國大學本科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只有70%，待業率為30%，約34萬人待業；2002年大約37萬人待業。截至今年6月20日，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簽約率只有50%左右，大學生的待業率已經達到69萬人。

    “大學生失業率上升，只是改變了失業者的結構，并沒有增加整個社會的失業人數。”張車偉說，大學生就業完全是個結構問題，我國大學生的總量其實遠遠不足。“不應該將大學生失業歸咎于幾年前的擴招”，他認為，在目前還不可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前提下，失業者是一種什么樣的結構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會更少一點，應該是評價一種政策優劣的重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