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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問題的解決寄望于“自我凈化”和“道德自律”，往往會延宕諸多深層問題的解決

　　繼河北滄州農信聯社曝出的“最牛工資單”有了領導免職、工資清退的處理后，上海盧灣區紅十字會也決定——“萬元餐”的超標部分由個人承擔，而中石化廣東分公司“天價酒”背后的負責人，受到了免職處分。

　　但公眾對這幾起事件的追問依然不斷，甚至，這些初步處理結果又引發新一輪熱議和質疑。很多人疑慮：如果每次出事僅僅是“退還”了事，或者簡單處理幾個“責任人”，把問題的解決寄望于行業的“自我凈化”和個人企業的“道德自律”，往往會無限延宕諸多深層問題的解決。

　　上述問題的曝光，無一例外都是網友曝出，并非問題單位的自糾自查。這就讓公眾有理由擔心并追問：最牛工資單、天價酒、萬元餐，這些偶然浮出水面的丑聞，是否只是冰山一角?

　　的確，上述幾起事件的主體，有的是國有企業，有的是金融單位，有的是慈善機構，性質不同、職能不一，各自有著自己的治理規則。但對于違規甚至涉嫌違法的認識應該是一致的，內部“規定”也必須是在國家相關法律、制度框架下進行的。那么，規定與監督、制度與執行之間的距離，為何總是一次次被拉大?

　　回過頭來看這幾起“天價”事件，有一些共同特征：河北滄州農信聯社的20萬元“最牛工資單”，受益者多是普通員工;上海盧灣區紅十字會的“萬元餐”，聲稱是“公務接待”;而中石化廣東分公司百萬元的“天價酒”，據稱也是為了“業務需要”。這再一次表明：當違規甚至違法行為的受益者是內部大多數人、是打著幌子下的“公務”活動時，“道德自律”便顯得蒼白可笑，“自我凈化”更易機制失效。縱然有內部人“泄密”，也往往需要承受被反向“問責”和打壓的風險。

　　而縱觀近年來各種腐敗浪費丑聞的曝光，之所以不斷“演進”，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事后問責的不夠給力，常常給人“不過如此”的遺憾，甚至會讓腐敗者、違規人竊喜“其奈我何”，很難讓人心有敬畏、行有禁區。

　　離開監督的權力是可怕的，也正因此，中央一再強調，構建反腐倡廉制度體系，要“以制約和監督權力為核心”。而制約權力的關鍵，是對濫用權力者予以堅決責罰。在這個意義上，“天價酒”等現象的暴露，雖讓公眾痛心疾首，倒也不失為一個樹立“問責范本”的契機。比如，“天價酒”、“最牛工資單”是否僅僅局限于“內部處理”?如何解決“萬元餐”責任人“只能批評不能行政處罰”的尷尬?對于這些問題的明確，不僅有助于問責的徹底，也將給后來者很好的警示。

　　只有真正完善了問責機制，治理貪腐違規問題才不會“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也只有讓問責給力，“天價酒”這類新名詞才不至于不斷挑戰公眾的神經，類似腐敗事件才有望告別“按下葫蘆浮起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