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如今，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特大城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托難、就醫難等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困擾城市居民的生活。這些不盡如人意的表現有一個簡單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所謂“城市病”是指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表現在：城市規劃和建設盲目向周邊攤大餅式的擴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銳。

　　(2)2010年7月，北京市政協經過調查形成了一份《關于促進首都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案》。這份建議案顯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而“十一五”規劃確定2008年常住人口總量要控制在1625萬人。

　　這樣快速增長的人口給北京市帶來了種種壓力。北京市政協調研組測算的結果顯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盡管這幾年北京市公共交通發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給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給能力被抵消的一個后果就是汽車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突破200萬輛，到2007年5月，這個數字改寫為300萬輛。而從300萬輛到400萬輛，僅用了兩年7個月。從400萬輛到450萬輛，僅用了幾個月。已經有預測，2015年時這個數字會達到700萬輛。

　　(3)調研結果顯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已由2000年的9萬人增長到2009年的41.8萬人，占學生總數的40%，其中66.9%在公辦中小學就讀，有些區縣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此外，資源環境的壓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協調研顯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源常態化維持。如果人口持續膨脹，南水北調的水量將被快速增長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脹的問題不僅發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為1921.32萬人，廣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經超過1400萬。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已經在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國正處在城鎮化的高峰，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數據，截至200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46.6%，這個數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預想的是，在未來，我國將會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廣州的后塵。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擁堵、水資源匱乏、環境污染、住房緊張等將不可避免地出現。

　　“按照北京市的資源、環境承受力，能夠承擔的極限人口是1800萬，但現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900萬，瞬間人口已經達到2100萬。在這樣的人口與環境承受力的扭曲關系下，不出現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國行政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

　　在他看來，之所以出現大城市經濟增長快，但居住舒適度降低的現象，原因很復雜。這其中既有城市發展戰略、產業布局的問題，也有基礎設施不均衡與過分追求GDP的問題。

　　“中國的城市化出現了明顯的大城市化特點，城市發展戰略上沒有作出結構的調整，總是攤大餅、不斷擴張。”汪玉凱說，由于我國的城市化沒有能夠自然地走向城鄉一體化，城鄉之間沒有能夠實現高度的融合，城鄉的資源沒有實現自由流動，導致城鄉差距越來越大，人們肯定不斷涌向大城市。

　　在汪玉凱看來，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均衡，大城市基礎設施完備，而中小城市欠賬太多，人們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來人口進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保障沒有能夠及時跟進，不僅外來人口的生活舒適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適度也在降低。

　　(4)在中國市政公用事業專家、《公權市場》作者徐宗威看來，如今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城市病已經越來越嚴重，已嚴重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

　　“我們的城市究竟是為誰而建，為什么目的而建？”徐宗威說，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設的主導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為誰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單純的利益驅動下，較少地關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車道越來越少、各種公用設施越來越貴。

　　在徐宗威看來，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極大促進了經濟增長，讓財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長。但我們的城市發展是否就是為了經濟增長，為了 GDP？“城市有兩個基本功能，一個是經濟功能，另一個則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說，如果過分看重經濟功能，那所有的行為都是圍繞GDP，怎么賺錢怎么做。在一味單純追求發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會被忽視。公共綠地越來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國有很多城市就是這么做的，為了招商引資，不惜一切代價。

　　徐宗威曾去西部一個縣考察，當地一家企業直接將污水排入河中，當地政府明知這樣不對也不管。原因就在于這家企業是當地的納稅大戶，縣里的GDP增長就靠這家企業。

　　徐宗威覺得，經濟的發展是為了改善生活。但如果過分強調經濟發展，居民的生活質量同樣要受到影響。“如今地球每天有10萬架飛機起飛，耗費的能源、對大氣環境的影響可想而知，10年后這個數字會是多少？對能源的消耗、對大氣的影響會是怎樣？”

　　【核心觀點】

　　(1)城市病，看似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癥狀：當人口和資源集中到一個城市時，各種問題必然因為這種集中而出現。如果我們把城市看成是一個承載能力有限的系統，就必須承認這個系統存在超載的可能。而超載的結果就是，每一個生活于這個系統中的人都有一種被擠壓的感覺。因此，中宜教育戴斌老師認為，“城市病癥”出現時需要思考的是，在城市設計與發展時，應該注意到城市的容量與大小，應該注意到城市是一個生活的地方，從宜居的角度去策劃城市，設計城市，建設城市。

　　(2)由于資源的集中有利于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出現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所以，在面對城市病時不能因噎廢食，把城市化一棒子打倒，而是應該找到“城市化”與“城市病”的界限，達到既實現城市化，又不致出現城市病的程度。而社會由很多“城市”和“鄉村”構成，作為社會的一個子系統，城市病的出現既與大環境有關，又與本身的發展有關。戴斌老師認為，這種復雜的原因決定了“城市病”的治愈是一個系統的過程，而且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同時，有一點也是可以確定的，即使治愈“城市病”的過程再復雜，其基本的藥方只有一個，就是“以人為本”，從人居的角度去打造城市，而不是其他的標準。

　　(3)城市化要看城市發展的速度，還要看城市發展的質量。不能僅僅將人口居住在城市稱為城市化，還要以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來衡量城市化。提高城市生活質量，內容很多。首先應該是就業，維持一個人在城市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有一定的收入，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第二是“居者有其屋”，有方便的生活條件，電、水、氣、通訊、交通，等等。第三是有安全感，能生活在一個和諧的社會里。如果城市的犯罪率高，而且人情冷漠，這就不符合城市發展的目的。第四是受教育的情況和文化氛圍，城市要能為居民提供良好的教育、文化和體育設施。第五就是要有完備的社會保障和較好的醫療保健條件，為身體健康和養老提供一個好的保障。最后是要有好的生態環境，包括水、空氣、聲環境以及食品安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