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里面占到60%，大約1個億。他們出生以后就上學，上完學以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社會，而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新生代農民工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費特點

　　個人消費支出快速增加，不再為攢錢而使自己變成“苦行僧”——這是不同于父輩的顯著特點。

　　據廣東省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09年第二季度，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月掙錢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即將近八成的工資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著了。他們把超過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娛樂和電話費上。新生代農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風氣和固有陋習的影響，出現了“嬌子農民工”、“月光族”等現象。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剛剛從學校畢業就直接進入城市打工，既沒有吃苦耐勞的思想準備，也沒有吃苦耐勞的能力和精神，過分追求較好的生活，勤儉節約的品格逐漸淡化。調查顯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或小靈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費觀念讓收入較低的農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國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前沿挑戰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新生代農民工陸續進入城市并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這部分人的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與其長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他們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認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與農村家庭的經濟聯系等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們的“城市夢”也比他們的父輩更執著，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不愿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鄉務農

　　3、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根本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

　　三、面臨社會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面臨的前沿而又現實的挑戰突出表現在：

　　(1)他們的勞動供給和就業行為明顯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在不同時代成長的農民工有著不同的閱歷和自身不同特點，導致他們追求目標、偏好等不同，因此，僅僅將農民工視為同質群體的傳統研究方法不能了解當今農民工勞動市場的供求狀況。從經濟學的角度說，新生代農民工因為他們的效用和目標函數與第一代農民工的差異導致了他們的勞動供給函數及其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均衡點與廠商需求之間存在“缺口”而出現“民工荒”現象。

　　(2)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要勝過第一代農民工。在心態和觀念上，第一代農民工更接近于農民，對城市認同感較低，即使在城市中無法生存時，還有回鄉務農的最后一條退路。第二代農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和進入正規就業市場的本領，心中過高的期望與所面對的非正規就業市場，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無法實現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中務農，成為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真正的“兩棲人”。新生代農民工不僅需要勞動權益的保護，而且需要社會失業救急網絡的保障。

　　(3)他們的市民化問題如不能順利解決，將直接關系到城鄉的社會穩定。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體。他們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識和行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為個人、制度和市場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滯留在農民工隊伍中。隨著第二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如果長期不能邁過市民化這道“門檻”，累積到一定時期和規模時很有可能引發為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與第一代農民工區別

　　人們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頭亂發”，但在本報等單位主辦的第四屆“民工招聘會”上，出現了不少與此大相徑庭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年齡普遍在25歲以下，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時不時地從包里掏出名牌手機；基本沒有務農經歷，受教育程度較高；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觀和就業觀。

　　“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實實地待在最臟、最累、最“沒出息”的工作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里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在受到歧視時，他們會摔門離去。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光用更為“學術”的語言對他們進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沒有務農的經歷，很多是從學校畢業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連基本的農業常識都缺乏；從動機上看，他們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的契機。

　　第一代農民工普遍將謀生作為第一目標，建筑工地是他們的聚集地，新一代農民工的目光則投向三產服務業、制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行業，賺錢只是他們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們希望在城里買房，能像城里人一樣生活。

　　因為有著更多的企盼，他們找工作時也往往更“挑剔”。“雖然我來自農村，但這并不代表我對生活質量沒有要求。我同樣需要娛樂，需要交友，需要上網來了解全國各地的信息。”王玉明今年23歲，初中畢業，一家招工單位對他有意向，但因為單位地處偏僻，上網、外出都不方便，他一口回絕。

　　“我有技術，不愁工作，我要進大企業工作。我原來那家單位管吃管住，但早晨饅頭、咸菜加白開水；中午一年到頭都是炒白菜，這樣的生活，我不能忍受。”這是一個第二代農民工對找工作一直持觀望態度。

　　許多用工單位很需要這些人，但也對此表現出了相當的擔憂。“現在不少年輕人，在工廠有點不高興，什么也不想，馬上走人。”一家企業招工負責人曾說，用人單位有一部分認為，第二代農民工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敬業精神差。

　　五、歧視與城市融入

　　“民工”是“農民工”的簡稱。從社會分工角度來看，農民本來是一種職業，然而在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帶有身份的色彩。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使本來就人多地少的農村有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當城市工礦產業改革邁開腳步時，大批農民涌入城市務工。其時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

　　城市對農民入城，既歡迎又有些排斥。農民進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臟、掙錢最少的工作，的確填補城市職業的許多空白，給城市居民帶來許多方便，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然而，農民涌入城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使得城市居民對他們產生一種拒斥意識。

　　入城務工人員所受到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待遇，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相比確實也是“二等工人”。他們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業單位的管理人員還把他們當作另類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規定限制他們進入某些行業就業。

　　這些現象，不僅明顯違反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選擇職業、取得勞動報酬等一系列權利；而且背離了現代社會通行的文明準則，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平等規則，傷害了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尊嚴，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妨礙城市發展的正�；M程，甚至對目前的貧富兩極分化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給人們直接的感覺，就是它放大著社會業已存在的不公。

　　六、心態問題

　　對大多數第一代民工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他們來自農村，歸宿也在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