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打著農村孩子的旗號反對高考改革

　　仔細閱讀了《中國青年報》1月5日、6日關于高考改革的兩個整版的文章，我有一些不同觀點，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1998年我曾在雜志撰文說：“承擔責任的大學校長們爭得招生權之日，就是應試教育壽終正寢之時。”近年來，伴隨教育改革的深化，大學校長對爭取招生權有了積極性。幾年間，行使“自主招生”權的高校已經從22所擴大到80所。2006年，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率先啟動了“破冰之旅”，通過面試錄取部分考生，部分繞開了高考。2009年，清華大學、中國科大等5校宣布舉行招生聯考。北大、川大等啟動“中學校長實名推薦”。武漢大學允許高一、高二學生參加自主招生面試。為了爭取高質量的新生，大學校長們積極爭取招生權的可喜局面已經出現。

　　在這種可喜的局面中，也出現了一些反對的聲音，說這些改革“基本與農村考生無關”，“對農村的孩子不利“。我認為，這種論調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打著農村孩子的旗號反對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毫無道理。

　　大學中農村孩子比例下降是事實。這一事實是發生在高考“巋然不動”的情況下，而不是高考改革造成的。引起溫總理關注的“農村孩子上大學比例下降”的問題，并不是高考改革的結果，而是僵化、陳舊的高考制度造成的。1972年大學恢復招生，在1977恢復高考之前，大學中農村孩子的比例很高。如果真是想為農村孩子爭取上大學的機會，就應該主張取消高考，而不是反對高考改革。

　　必須想清楚，考試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考試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多數情況下，考試都會造成社會的不平等。今天，國家政策明確規定不允許在小學和初中入學中采用考試，為什么？就是因為考試就損害了每個兒童與生俱來的平等的受教育權利，損害了每個兒童都應平等分享優質教育資源的權利。盡管我本人是靠考試吃飯的，這種禁止小學、初中招生考試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我的“飯碗”，但我一直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堅決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學、初中入學考試的政策。為什么禁止考試，就是由于考試導致不平等。

　　我反對在小學、初中采用入學考試，卻支持在高中、大學和研究生招生中采用考試。支持采用考試，主要是出于提高教育效率的考慮。借助考試，可以更好地實現“因材施教”，可以提高高中、大學和研究生教育的效率。1977年恢復高考以前，我們已經得到了反面的教訓。由于取消了招生考試，大學無法“因材施教”，教育效率難以提高。

　　30年前，我們為什么要恢復高考？顯然是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與原來的“推薦方式”相比較，考試方式明顯有利于城鎮居民而不利于農村居民。與“推薦方式”相比，恢復高考以后城鎮居民的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明顯提高。

　　科舉考試是一種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試，許多保證考試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難做到。例如，科舉的“單間”施測，進場搜身，謄錄(為了避免閱卷人根據筆跡作弊將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錄)，等等。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舉卻遭到近代幾乎所有進步思想家的批判。在朝野的一片聲討聲中，清廷終于在1906年取消了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為什么遭到進步人士的攻擊？科舉為什么最終被“改革”掉了？并不是由于科舉不夠公平，而是由于科舉沒有效率。清廷是迫于“文無經世致用之臣，武無統兵御敵之將”的局面，迫于“圣闕涂炭、祖陵震動”的局面，才取消了科舉。

　　我們必須想清楚，我們今天進行高校招生多元化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公平，而是像百年前廢除科舉一樣，像30年前恢復高考一樣，是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

　　我們今天進行高考改革，第一是為了保證學生健康人格的發展，是為了挽救教育的“傳道”功能。第二是為了改變青少年的普遍厭學狀況，是為了保護青少年的好奇心和發展青少年的創新能力。對高校招生制度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把學生從“死記硬背”的重負下解放出來，是為了使孩子們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是為了使孩子們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是為了開發我國的人力資源。

　　農村的孩子們需要得到更多的關心，得到更多的機會。這應是積極推動高考改革的原因，而不是反對高考改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