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現狀和未來走向

第一，民辦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為拓展我國的高等教育規模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民辦教育發展四步走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的民辦教育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到1991年，即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起點，民辦的教育開始發展，以非學歷教育的再度萌生為主要表現。第二個階段，1992年到1996年，主要是以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作為起點，民辦的學歷教育就開始出現，民辦的高等非學歷教育，包括自學助考以及學歷文憑考試都在迅速地增長。第三個階段，從1997年以后到現在，以國務院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的頒行作為起點，這是第一部國家的行政法規，關于社會力量辦學的行政法規，以這個作為起點，民辦教育進入了相對規范的發展時期，民辦高等教育開始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一個格局，也就是少數具有獨立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學校和大量的高等教育的文憑試點學校、高校自學助考的學校以及其他的高等教育等培訓機構的并存格局的形成。從2003年9月開始，我們國家民辦教育的發展將進入第四個階段，即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實施，開始進入依法發展的時期。此次高峰會是迎接我們國家民辦教育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到來的很有意義的會議。　　

　　民辦高校教師開始年輕化 　　

　　民辦普通高校的專任教師數量是衡量一所民辦高校實力的重要標志。有數字顯示：2001年全國民辦普通高校的專任教師數，比1996年增加了12.7倍，可見專任教師數在迅速增加。經過比較，陶西平認為高校教職工的年齡結構出現了一個動向：從最初的民辦學校教師年紀偏大，發展到兩極分化，即60歲以上的比較多，30歲以下的比較多，中年的比較少，兩極化趨勢比較嚴重。近幾年，年輕化的趨勢已經開始出現了，因為兩極化本身就意味著從老齡化到兩極化是一個年輕化的趨勢。誠然，從目前教師的結構上看，中年教師數量比較少，仍然是目前民辦高校的一個問題，但是由于30歲以下的比重正在逐漸增加，因此這部分老師在民辦教育口堅持下去的話，就會成為民辦教育界的中年骨干。　　

　　北京民辦高校數量多學歷教育少 　　

　　北京市民辦學歷高等教育在全市的高等教育當中的比重大致是這樣的，學校數占全市高等教育學校總數的3%，招生數、畢業生數、在校生數大概都占2%左右。到2003年6月，北京市的學歷普通民辦學校7所，本科1所，民辦學歷高校在全市普通高校當中的份額大概在4%左右，相當于公辦市屬高校的10%。　　

　　三、高等教育普及化急需民辦力量。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規劃的實現，必須有民辦教育的參與。高等教育的發展，如果公辦教育可以包下來，那民辦教育也就沒有多少發展的空間了。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研究表明，在未來的8年當中，我們國家高中階段教育的規模要由2000年的2800萬人發展到2010年的4000萬人。　　

　　也就是說到2010年，我國高中階段受教育的學生要凈增1200萬。高等學校的在校生規模要由現在的大概1500萬人，發展到2010年的2500萬，也就是要凈增1000萬，這還不包括非正規的高等教育。所以，高中階段教育再加上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們就要凈增2200萬學生。我國現在的高中階段教育普及率還不高，高等教育真正進入普及化的地區還極少。現在很難預期北京市是否能第一個達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張家港、南通地區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已經接近20%。北京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很低，但是政府支出的經費已經占了40%。　　

　　民辦教育環境在改善 　　

　　民辦教育促進法就要頒行，該法明確了民辦教育的地位、作用、扶植和獎勵的措施，這樣就給改善民辦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法制環境，為促進和規范民辦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一方面是政策環境正在改善。目前的政策在不斷調整的過程中，各項改革正在不斷推行，總體上來看政策的調整和改革的進行是有利于民辦教育發展的。例如，鼓勵發展民辦教育事業，把它作為啟動內需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有些地區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教育已經不放在教科文衛事業里了，而是放在啟動經濟內需的內容里。有些地區已經把教育產業作為當地的支柱產業。各個地區教育園區的建設和科技園區一樣發展得非常快，就是一種很重要的體現。前不久延慶高等教育園區剛剛奠基，就有包括公辦和民辦的5個大學要進駐。　　

　　另一方面用人制度也在改革。目前社會上的用人制度對于學歷和專業技能的要求都空前提高，有些單位甚至出現了人才高消費。但是總體來看，重視學歷和專業技能，為民辦教育的發展也提供了一個機遇。　　

　　公立學校的體制改革，包括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也為民辦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機遇。最近北京大學公布了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就是要改革公立高校用人制度的鐵飯碗，不能夠只能上不能下辦高校也會帶來一定的影響。　　

　　二看政策。法律的保障和相關法規政策的制定和落實還需要有一個過程。9月份民辦教育促進法就要實施了，民辦教育促進法全部的起草過程經過了眾多的爭議，落實的工作將比起草更艱苦。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實施條例正在制定，其他的地方法規也在制定的過程當中。各地區對民辦教育的認識是不同的，有的地區有著很高的認識，特別是沿海地區，像浙江一些地區的認識是很高的，把民辦教育的發展作為整個教育界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有的地區認識不夠。　　

　　民辦學校權益的有效保障也需要有一個過程，民辦學校自身管理的法制化，特別是內部的法人治理結構的形成，以及對民辦學校管理的法制化、規范化，也就是民辦學校依法管理，民辦學校依法辦學，這兩條目前都還有相當的距離。另外，一些民辦高校也在不斷擴大，加劇了民辦高校相互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集中表現在生源的競爭上，表面上的生源競爭其實反映了更深層次的民辦高校的定位和綜合實力的競爭。　　

　　三看學校內部。民辦學校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北京87所民辦高校，在校生2000人以下的占多數，萬人以上的只有3所，總體上看民辦學校的規模不大，學校之間的發展很不平衡。有三個問題比較突出，第一，是部分學校的定位不夠恰當，把握不住教育市場的脈搏，學校的定位、培養的目標、專業的設置、學生的出路都不適應市場的需求，導致缺乏生存能力。第二，部分學校的綜合實力偏弱，由于相當一部分學校還處于初創階段，前期的投入不足，融資渠道不暢，造成辦學條件差，教師隊伍不強，發展后勁小。有的學校前期發展很快，但缺乏發展后勁，綜合實力偏弱。第三，部分學校的社會信譽低，學校自身的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教育管理不規范，教育質量不高，教育特色不明顯，有些學校對家長和學生的承諾不能夠兌現，產生信譽問題。　　

　　第三，我國民辦教育的發展趨勢及對策　　

　　對于我國民辦教育今后的走向，陶西平預測有四個發展趨勢： 　　

　　一、辦學和管理的法制化、規范化程度會逐步提高。今年9月1日以后民辦學校自身的規范化管理要加強，政府對民辦學校管理的規范化程度也要加強。　　

　　二、形成以民辦高等職業教育為主體的多樣化格局的趨勢。民辦高等職業教育可能逐漸發展成為民辦高等教育的主體，同時其他類型的教育也會發展，尤其是各種類型的培訓將有所發展。當然，民辦高等職業教育包含民辦高等學歷教育和民辦高等職業培訓。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民辦高等職業教育和民辦高等學歷教育并舉，可能會我國沒有一個培養陵園設計、公墓管理的專業，因此它開設了第一家這樣的專業，這個專業前年的招生數是1000人，服務的對象就是公墓和陵園，所有的教材都是學校自己編的，而且有兩個專業，一個是殯葬管理專業，一個是殯葬禮儀專業。現在北京八寶山公墓就聘用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全國各地都在搶它的畢業生，這就是創新。有人會問誰去考這個專業，農村地區的學生都愿意考這個專業，工作穩定，一般都在城里。　　

　　民辦教育要適度擴大規模 　　

　　擴大規模的途徑有很多種，一種是現有的民辦學校要通過聯合、合并、收購或者其他形式進行重組，組建成規模更大、實力更強的學校，可能是強強聯合，也可能是以強并弱，這個趨勢不可避免，而且民辦高校在考慮自己發展前途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合并、聯合的途徑。同時，應該通過拓寬投融資渠道，包括引進企業和金融業的參與來加大民辦教育的投入，進一步改善辦學條件，提高師資水平。最近有一些學校取得三A級的貸款信度，它融資的能力就大大增強。此外，要加強跟國外和境外的合作，不失時機地通過合作來發展自己。當然，依靠自身的實力注重積累、滾動發展、逐步擴大也是一種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講，除了少數專業特長十分鮮明的精品學校以外，絕大多數高校的規模直接影響著它在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辦好民辦院校要有品牌意識 　　

　　教育市場上的競爭，也和其他市場一樣已經進入品牌的競爭，而不是一時一事的競爭。不是簡單的今年我這個學校學生的出路好一點，明年我的招生立刻就好一點。如果品牌形成了，今年學生的出路稍微差一點，明年的招生也會好。品牌的競爭，就是學校形象的競爭，所以塑造學校的形象，應該是民辦高校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環節。要高度重視自己學校的專業品牌，有的學校就是一個專業打出品牌，有的學校就只有三維動畫一個專業，要學三維動畫就上這兒，它的一個品牌就打出來了。當然，還有質量的品牌、信譽的品牌。北京城市學院，它有一些專業的質量很高，它的畢業生可以和公立高校畢業生在同一個企業競聘，并且表現出來的水平超過了別人，因此城市學院就在這方面取得了社會信譽。學校對于社會、家長、學生的承諾能不能夠履行是這個學校的社會品牌，還有學校文化的建設也是品牌。總之，品牌是一個學校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　　

　　民辦教育要敢于創新 　　

　　民辦教育家現在已經不是創業者了，有一些民辦學校開始出現“守城”的現象。民辦學校如果不創新，克隆是非常快的。只要有一種辦學形式有效，馬上就有學校克隆過去，只要有一個學校的專業招生好，馬上就克隆專業。雖然面臨很多困難，但是現在是民辦教育發展難得的機遇期，關鍵是看我們民辦教育者是不是善于抓住各級各類教育的多種需求，能否發現教育中新的生產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