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教育被稱是對商業社會的救贖

　　中國教授們缺乏研究和思考的環境。教授們都有著繁重的教學壓力，無法集中精力創造新思想。任何一個頂級商學院，其關鍵在于有思想領導力的教授，他才能引導學生成為有思想領導力的管理者。約翰？奎爾奇將采訪的時間約在清晨七點半，香格里拉的一間餐廳里。這里并不是中歐的校園所在，但有可能是他在中國最近一年來的長期居所。當他準時從一扇側門出現的時候，我腦中浮現出他的秘書略帶緊張的話語：“他只有那天上午七點半有空，可以么？”根據我的同事范魯賢的描述，約翰？奎爾奇曾經向他抱怨過，到了中歐以后的工作時間變成了7#24小時，幾乎所有時間都在馬不停蹄地運轉中。

　　“加入中歐的原因在于，少有學者能在歐美亞三地擔任商學院管理者，這對我來說是巨大的吸引力。”約翰？奎爾奇笑了笑，順便自我調侃道，“更何況現在是逃離美國的最好時機。”

　　這位年近六十的學者用了近四十年的時間研究管理教育。他堅定地捍衛者哈佛管理教育模式。

　　MBA教育距今已有100年的歷史，最早可以溯源到1908年的哈佛大學。MBA教育的興起被普遍認為源自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美國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對企業管理者的需求增加。曾經有一篇報道專門報道1947年哈佛招收的戰后第一屆MBA，當時的畢業生中有不少退伍軍人。25年后，他們大多成了跨國企業的總裁，美國時代雜志將他們譽為“哈佛最杰出的班級”，這些人的財富在1974年達到了20億美元。

　　1994年的時候，哈佛商學院教授約翰科特勒曾經寫過一本書《新規則》調查1974屆MBA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最后他的結論是，MBA畢業生更善于競爭，而且他們的財富積累也遠遠快于同齡人。MBA教育也因此風靡一時。

　　但很快有人提出了反思的建議。1984年，哈佛商業評論第一次指出，現有的管理教育對美國企業競爭力下降富有責任。更為嚴厲的批評來自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管理學教授亨利明茨伯格教授。明茨伯格認為，MBA課程塑造出了一套錯誤的企業價值觀，他認為哈佛案例教學法是訓練人們對于自己一無所知的事情妄加評論。他呼吁應基于實踐基礎之上教學，企業需要的是“職業經理人，而非MBA”。

　　另一些質疑來自于對哈佛的案例教學法的沖擊。IMD商學院前院長羅潤知曾在哈佛商業評論撰文直批哈佛教學弊病。他認為，哈佛教學過于強調案例的重要性，而IMD強調教授完全從學生需求出發來授課。IMD的EDP課程成為雀巢等跨國企業常年的購買項目。這家商學院強調從“客戶的需求”去設計課程。在內部組織上，將所有的專業系所全部統一，教授可以從事各種領域研究，也不分等級和資歷。這家商學院的MBA僅占5%，更多的收入來自EDP和企業內訓。

　　從本質上講，IMD已經將自己從一個“學校的管理方式”轉向了“公司的運營方式”。另一個類似的案例是法國INSEAD商學院，2005年，他們對外宣布新任院長是法蘭克。布朗(J。FrankBrown)時，人們大吃一驚。這位院長此前沒有任何商學院教學經歷，此前在普華永道工作26年。

　　有人將這一轉變總結為從“院長”到“CEO”。約翰？奎爾奇恰好就站在這兩者的交界點上。

　　1998年，在哈佛任教的約翰？奎爾奇奔赴倫敦商學院擔任院長。2002年他又再度回到美國，成為哈佛商學院資深副院長和LincolnFilene工商管理教授。2010年，他正式應聘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職位。

　　他是一位“哈佛模式”的堅決擁護者，但在對商學院管理思路上，也認同將麥肯錫、高盛作為商學院發展標桿的管理創見。因此當他在2011年正式加盟中歐后，他的背景變得尤為精彩。從沒有一位學者連任過亞美歐三大洲頂尖商學院的院長，更何況是在美國MBA教育理念與歐洲MBA教育理念對撞的時刻，約翰？奎爾奇會著力于將中歐打造成一個什么樣的商學院呢？他更愿意成為一個CEO，還是一位教務長？

　　“那些稱MBA無用論的觀點都是垃圾。在美國，哈佛畢業生貢獻了全年GDP的6-7%。這種率性的觀點可以贏來關注，但有失公允。當然MBA畢業生中的一部分沒有做到很好，但是他們中間還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作的得非常不錯。”在談論到這點時，他嚴肅地似乎要凝固周圍的空氣。

　　“確實有一些創業者他們聰慧而有魄力，他們打破了原來的商業規則，比如比爾蓋茨，喬布斯。他們從沒有讀過MBA。但是成千上百的經理他們并沒有這么好的運氣或者天賦。MBA課程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讓他們獲得更多的能力，去改變這個商業社會。所以，聰明的人應該被尊重，但是更多的人需要幫助和引導，他們來讀MBA才能成為更有力的領導者。也有人說，讀MBA只是為了獲得一個關系網。中國人口眾多，這意味著市場競爭異常激烈。這就是為什么人們注重關系的原因，因為它是獲得提升、資源的關鍵有效的方式。而對于學生來說，在中國僅有一個關系網并不能保護你的發展。未來的競爭更嚴峻，如果你無法每天獲取新知識，你將無法維持現有的關系網。”

　　“在美國，哈佛畢業生貢獻了全年GDP的6-7%。MBA管理教育對于商業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是讓一位普通人成為優秀管理者的無形之手。而眼下輿論對于商學院教育的反思是片面而局限的。管理教育最大的瓶頸并非教育內容本身，而在于教授的數量、品質和創造力。”

　　他進一步解釋了教授對于MBA課程的關鍵作用：“不是所有的MBA項目是不好的，但是MBA需要培養的是通才。通才意味著了解所有的知識，有些MBA僅僅教授金融、財務、人力資源。但是并沒有給學生把這些知識串聯起來，所以他們在培養的經理人是一些僅僅了解局部知識，而不知聯合運用的人才。商學院應該給學生以機會，將這些知識能力串聯起來，用來分析金融風暴等實戰問題。”

　　同時也正是教授的短缺和良莠不齊導致了中國缺乏原創的管理學思想。“其中最為嚴峻的是，中國教授們缺乏研究和思考的環境。教授們都有著繁重的教學壓力，無法集中精力創造新思想。任何一個頂級商學院，其關鍵在于有思想領導力的教授，他才能引導學生成為有思想領導力的管理者。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一些硬知識，比如金融財務，得到了很好的傳授。但是缺乏軟知識的培育，比如領導力、戰略、市場營銷。這些軟知識的教育才是商學院最有價值的部分。教授缺乏良好的研究土壤，是目前最為嚴峻的問題。”

　　在過去一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為中歐招攬最為出色的教授，同時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選擇了一個中歐從未大膽嘗試的突破口：向校友募集資金。最近一次成功的募捐是在去年年底，黃怒波的中坤集團向中歐捐贈1000萬元人民幣用于教席。

　　“如果我們比較哈佛與中歐的區別，你會發現哈佛商學院有兩個中歐所缺乏的強有力的資源：哈佛有著世界一流的出版集團，他們出版的《哈佛商業評論》，書籍以及e-learning項目，都帶來了大量現金。另一方面是校友捐款。每年校友捐款占據了哈佛收入的一半以上，在五年前，哈佛的校友捐款基金已經達到了3億5千萬美金。

　　在有著充沛現金流支撐的基礎上，哈佛有能力去投資于教授的研究。哈佛可以聘用更多的教授，讓每個教授都能獲得更多的時間去做實踐研究，而非被綁在課堂上。

　　中歐目前有60名全職教授，哈佛有200名全職教授。中歐每年招收1000個學生，哈佛每年招收800名學生。這就是區別所在，我們需要至少100名全職教授才能打造一個世界頂級的商學院。

　　當然你可以說，中歐可以抬高EMBA或者EDP的價格或者增加學生人數，以增加學費收入。但我們認為，價格應該與品質相匹配，同時我們不愿再增加教授的教學壓力。

　　教授應該是知識的創造者，而非知識的搬運工。

　　所以我的解決方案在于創造一些新的平衡點，比如增加校友捐助。在中國，校友捐助還沒有產生規模，中國人對于向別人要錢這件事情比較害羞。但對我這個美國人而言不是問題。我可以被別人斥責為行為粗魯，但我期望能夠推動更多人為學校捐款。”

　　但至少從目前來看，約翰？奎爾奇還遠遠沒有達成他的目標。他很巧妙地解釋這種與預期的落差：“自我認知需要時間的積累。對于一個組織來說，開放的心態和持續從其他組織獲得建議并創新的態度才是關鍵。為什么我要從哈佛來到中歐，就是因為我懂得如何優化教學質量，如何激發中歐的潛力。”他開始強調，中歐并不是一個純粹的中國商學院，“中歐的特別在于其機制的獨特性，一半源自歐盟，一半源自中國政府的支持。我們有一半的MBA學生不是中國人，也有一半的教員不是中國人。這種不同帶來了對于世界理解的不同視角，這形成了一種和諧的統一。”

　　“我們必須保證這兩個視角之間相互交流和學習。讓學生從不同文化背景的視角中獲得經驗和啟發，正是中歐教學的精髓所在。這是我們所追尋期望達到的目標。也正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我和院長朱曉明、副院長張維炯有著不錯的合作關系。從戰略層面講，我們有共同的目標，但是我們有時對于一個共同的目標有不同的實現方式。但更關鍵的是頻繁而快速的溝通，然后信任才會產生。”

　　另一個讓約翰？奎爾奇擔憂的是中歐在整個中國的影響力。他看到了中歐在北京市場的基礎薄弱，無法撼動北大清華等一流學府在MBA市場的影響力。“我們是新來者，中歐剛剛在兩年前開設北京校園。對于我們而言，中歐需要在北京多做交流，和政府部門和企業家們進行更深入的交流，中歐希望更多的學生也能夠進入政府或者公共部門工作。在過去三年這個比例在不斷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