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炯：結合“GDP 4%”談商學院的中國樣本

　　站在辦公室的窗戶前，張維炯饒有興味地看著對面正在興建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二期大樓。作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張談起新校區時顯得神采飛揚。那是他數次探訪研究哈佛大學后，在中歐建起的教室模型。在張維炯眼里，這并不是一座新“校園”，而是一條“管理教育的生產流水線”。

　　用張維炯話說，“哈佛的20幾幢樓，每一幢我都跑過，每個教室我都看過，并仔細研究了它為什么這么設計”。哈佛現在的教學流程和教室是經過多年的調整和融合，能讓“學生獲得最好的學習體驗，教授獲得最好的教學體驗，員工獲得最好的服務體驗”，無論是上課、討論、娛樂還是食宿，都力圖做到最合理的布局規劃。這也是中歐試圖努力的方向。

　　在此基礎上，中歐要做的不僅是“師夷長技”，而是在吸收國際商學院經驗的同時，為自身注入更多本土的元素。這不僅指硬件設施，還表現在產生原創的管理思想上。畢竟，只有脫離了復制品與傳聲筒的角色，中國本土的商學院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找到差異化的定位。

　　教育的長板與短板

　　記者：近期兩會中，引起您關注的有哪些關于教育的提案？在近期召開的兩會上，溫總理表示中央已按教育經費支出占GDP 4%來編制預算。您對此怎么看？

　　張維炯：我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大學的校長到底該由什么樣的人來擔任，是學術人員還是管理人員。我非常同意電視轉播中幾個委員的觀點，大學的校長就是要集中精力管理學校，做純粹的管理者。只有把自己的學術、科研團隊全部斷掉，才能管好大學。

　　你到美國的任何商學院看，都是這個樣子，大學校長和集團公司的總裁在工作性質上有相同之處，不過大學校長的難度更大一些，因為他面對的是各領域里的尖端分子，必須思考如何來協調和管理這些尖端人才。大學校長應該追求的不是自己在學術上的成功，而是要犧牲自己成全大家的成功。

　　關于教育經費的增長，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事。實際上我們國家過去幾十年中對教育的投入是不足的，教育投入不足有很多原因，也產生了很多后果。為什么好多人才都到美國讀書去了，大學里培養出的最好的學生都到美國讀研究生，高中培養出來的到美國讀大學去了，為什么不在我們這讀呢？如果加大了教育投入，中國的學校質量提高了，在本土培養起來的人在中國發展當然比從美國留學回來發展更好。

　　記者：近年來，商學院教育也面臨著一些爭議，人們感覺商學院并沒有商業理論和管理實踐真正結合起來。您認為造成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和體制有哪些？商學院如何才能做到與時俱進？

　　張維炯：據我所知，國內的一些領先的學校，譬如北大、清華、復旦、交大和我們，應該說都是和企業實踐聯系得比較深的。因為我們都有比較好的師資，比較厚的資源，和企業也有非常深厚的聯系和結合。當然，可能有個別商學院成立時間不長，或者說師資能力有限，或者資源有限，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但國內的幾個頂尖商學院應該是能代表國內商學院的發展方向的。

　　我認為商學院的與時俱進可以從幾方面入手，第一，商學院要改變自己傳統的教學方式，我們的一些課程一定要和企業實踐相結合，這樣的課程才是最有效的。譬如市場營銷、人力資源的管理，組織行為等，這些東西要是脫離了實踐，那么課程就非常空洞。而宏觀經濟、微觀經濟這些基礎的理論則是比較傳統的課程。如果商學院能兼顧傳統和動態的知識，那么就能將自己的課程做的更全面。

　　第二，在招生方面，商學院的學生一定要能解決具體問題，而不僅僅是把書讀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錄取學生的時候不僅要考慮讀書成績，還要看他的決策能力、人際溝通的能力、團隊合作能力，以及品質和意志。第三，我們要提高教授的能力，幫助教授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以最有效的方法來獲得最新的知識，這是商學院非常重要的工作。這就需要商學院能夠建立起一個更好的創造知識的平臺，使教授能夠在這個平臺上更快更好地創造更多價值。

　　本土經驗

　　記者：您認為中歐培養出來的MBA/EMBA，相比國外商學院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哪些方面具備優勢？差距又在哪些地方？

　　張維炯：就中歐而言，我們的品牌特點是“中國深度、全球廣度”，全球廣度的意思就是我們和國內的所有商學院相比在國際化方面做得更好，而中國深度是指我們和世界上所有好的商學院相比，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更為了解。這是我們的獨特定位和優勢。

　　我們和國外優秀商學院的差距還是在于師資方面，應該說我們的學生是非常優秀的，但在對學術前沿問題的研究上，我們和哈佛、沃頓我們還有差距�？梢赃@么說，講到國際問題，講到美國問題，講到學術的前沿問題，我們和西方的一流商學院有差距；但講到中國問題，以及聯系中國企業的實際問題，那我們肯定比他們有明顯的優勢。

　　記者：您認為，中國的商學院應該更強調向國外的優秀同行學習，還是更強調本土經驗？

　　張維炯：我個人看法是，商學院是一個實踐性比較強的學科，因此大部分的內容還是應該注重本土的企業實踐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只有這樣，我們的學生才能更好地為社會服務，教授也能更好地為經濟發展、為政府在經濟決策過程中提出好的建議。至于在國際上，比如學術前沿的研究工作要不要做，我認為也要做，但這并不需要每一位教授都來做這個事。我們可以適當地分工，比如60%?70%的教授研究本土問題，20%?30%老師研究國際問題。這樣一來，學校的整個研究平臺上就有了比較好的分工，研究的深度也能得到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