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社會友好型”商業

來源：時間：2008-03-07 09:15:03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2006年只是過眼一瞬。但對一個仍處在少年時期的特殊群體——中國企業家以及一個確立現代市場經濟秩序不到30年的商業社會而言，發生在這個時間點上的一系列看似毫無關聯的反常事件，使其具有了不一般的界碑意義
　　
　　在這一年，中國企業家中最優秀的一群人迎來了社會責任意識的空前覺醒與商業倫理的反思高潮，并開始身體力行地實踐和推廣一種“社會友好”的商業理念，試圖以此改變甚至重塑中國商業乃至整個社會的精神與物質面貌，并用來探索中國企業的全球化之路。
　　
　　他們能成功嗎？
　　
　　2006年12月8日夜，北京，寒冷且多霧。位于天安門東側的長安俱樂部里坐著一群人。
　　他們是誰？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蒙牛董事長牛根生，阿里巴巴掌門人馬云，造車狂人李書福，樓宇廣告大王江南春，用友董事長王文京，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華旗總裁馮軍，白領時裝董事長苗鴻冰……一群中國當代最有雄心、創造力和財富的企業家。
　　他們在做什么？討論一部最近在中央電視臺熱播的12集紀錄片——《大國崛起》。這部歷時三年制成的片子，講的是15世紀以來在全球競爭范圍內9個領導性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在短期內迅速崛起的歷史。據該片的總編導任學安講，片子的靈感來自2003年11月底一個清晨收音機里的一條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強國的發展歷史。
　　故事看似只關乎國運，卻顯然已經深深觸動了這群做夢都想著要把企業做成偉大公司的人。
　　“我想這些國家崛起的過程都有一種文化吸引力，這是最讓人感動的。”馬蔚華感嘆道。他提到了其中一個故事。1596年到1598年，荷蘭船長巴倫支率領17名水手在試圖從北面到達亞洲時，被困在北極圈內一個島嶼上。在長達8個月的漫長冬季中，他們中的8人相繼死去，即便如此，他們也絲毫未動別人委托的貨物（這些貨物中就有可以救命的衣物和食品）。
　　在他看來，荷蘭之所以能從一個面積只有北京2.5倍、人口幾百萬、時刻都面臨海潮和強敵威脅的小國，在短短兩三個世紀內便崛起為17世紀全球最強大的國家，靠的正是在這個故事中所蘊涵的精神力量。“照顧好你自己的生意”！荷蘭人教育自己孩子的那句話打動了幾乎所有在座企業家。
　　而這種精神力量，似乎正是他們目前所迫切需要的。
　　“中國的企業今天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樣的規則和秩序之下獲得成功才能贏得政府認可？才能贏得整個社會尊敬？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中國以什么樣的方式、按照什么樣的規則和秩序在世界范圍內崛起才能贏得世界認可，贏得國際社會尊重一樣，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亟待探討和回答的問題。”《中國企業家》社長劉東華在對這場討論進行總結時這樣講道。
　　而發生在2006年的一系列看似互不相干但卻有著很強內在一致性的意外事件，讓我們看出了中國商界這種集體性反思的某種端倪或動因。
　　
　　意外事件與不合時宜的企業家
　　
　　6月，北京地產界巨頭首創公司的董事長劉曉光因為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腐敗案而配合調查，盡管他很快又恢復了正常工作。10月，上海華安基金董事長韓方河、上海國際賽場總經理郁知非先后被有關部門傳召協助調查。此后，黃光裕兄弟、張文中等知名企業家也相繼卷入被調查的傳言之中。他們都曾經是被公認的最出色的企業家，但政府卻不再因此而給他們以特殊眷顧。
　　7月，擁有員工19萬名的代工巨頭——iPod的代工生產商富士康以名譽侵權為由，將總部在上海的《第一財經日報》的編輯翁寶和記者王佑告上法庭，原因是他們剛剛報道了關于這家公司存在超時用工的情況。這引發了一場關于“血汗工廠”的全國大討論。此前5月，華為一名年僅25歲的工程師因為長期加班過度勞累而英年早逝，任正非等領導者開始反思引以為傲的“墊子文化”。
　　8月，被上汽集團收購的韓國雙龍汽車爆發停產罷工事件，由于上汽方面與韓國工會的沖突，罷工持續49天，損失超過3億美元。9月，曾經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獲得成功的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案——明基并購西門子手機，在合并一年后以合資公司宣告破產結束，明基公司在這一年中累積賬面虧損8億歐元，并遭到德國輿論強烈批評。之后不久，TCL也宣布重組歐洲彩電業務。中國企業的“走出去之困”，中國模式如何成功與國際模式接軌，開始為一些有識之士所擔憂。
　　12月，以比爾•蓋茨夫婦命名的比爾及梅琳達基金會(簡稱“蓋茨基金會”)宣布，在兩人過世后50年內捐完全部資金。目前該基金的總資產將達到600億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基金。而幾個月以前，全球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宣布將自己所持股票的85%捐贈給5家基金會。華人世界的首富、坐擁188億美元的李嘉誠已公開表示，“直到有一天，基金一定不會少于我財產的三分之一”，他一直稱其名下的李嘉誠基金為“第三個兒子”。
　　四個事件中，第一個涉及什么樣的企業家是好企業家；第二個涉及什么樣的企業是好企業（過去是利潤和效率，而現在也必須照顧到員工、合作伙伴等）；第三個涉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與商業模式沖突；最后一個涉及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與財富的善用。每一個都代表當今中國企業家所面臨的環境的一個側面，每一個又都與商業倫理有關。
　　這正好印證了《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不久前在南開大學商學院作題為《全球視野下的新商業倫理》演講時，對類似意外事件大量出現所做的分析，他說，“社會已經傾向于用更加嚴格的標準來要求企業和企業家。企業家到了需要重新認識社會與環境、重新研究和分析企業與社會的關系時候了。”
　　就在企業家們研讀《大國崛起》之前的12月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剛剛開完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上首次將強調了十幾年的經濟“又快又好發展”的說法，改成“又好又快發展”，以指導2007年的經濟工作，這意味著中央第一次從具體方針上把“和諧”放在首位。12月10日，中國加入WTO的五年過渡期正式結束，中國市場進入全面開放時期。
　　經濟還在高速發展，2006年，中國GDP將突破20萬億元，而僅僅5年前，這一數字還只有10萬億元。但數字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有時甚至帶來新的問題。人們開始擔心：中國經濟增長的后勁還剩多少？目前進出口已經占到GDP的約70%，而內需又遲遲不能激發出來，同時還需要面對WTO過渡期后的全面開放狀態，這些都使中國企業家們未來可能面臨一個更加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明確提醒企業家們要居安思危。一方面，資源的短缺或環境的約束從2003年突出地顯現出來，而且從2003年到現在這個瓶頸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制約，顯得有增無減。另一方面，“從一些沿海地區開始，先是技工缺乏，后來發展到了普通的勞動力缺乏，工資的水平也在上漲，過去勞動力無限供應情況下，長時期的工資成本不變、停留在低水平上的狀況已經改變了”，“這就意味著仍然按照過去那樣一種增長方式，就是說粗放的、大量的投入資源、損害環境、依靠了低勞動力成本實現的增長，已經走到盡頭了。”他的判斷還來自另一個方面，這就是支持過去二十多年的出口導向政策也正面臨調整，比如說利率、匯率，“這種調整過程對我們習慣于在過去環境下、在某種政策傾斜、政策保護的環境下，經營我們企業的企業家來說形成非常嚴峻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