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外資“贖身”是在摧毀本土市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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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8-02-29 09:31:07
日益增多的國企、民企靠外資贖身現象，最終可能導致毀滅性后果：企業家精神遭到扼殺，小富即安思想或者投機思想成為常態，而真正有創新能力的中國人則躺在美國邁阿密或者澳洲的海灘上曬太陽
近來，外資在中國遭遇輿論狙擊，從凱雷收購徐工案到洛軸案、雙匯案、蘇泊爾案，主導機構商務部夾在勢力強大的外資與洶洶民意之間兩頭為難。如果我們簡單地得出引進外資的是非之斷，甚至上升為閉關與開放兩條路線之爭，是霧失樓臺，犯了主觀主義大忌。事實上，反對大規模引進外資者不一定反對開放，而主張引進外資者也不一定是開放路線的代言者。
事實上，撲面而來的外資并購潮似乎已經給出了這場爭論的答案──不管爭論結果如何，中國正在穩步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并購市場，不論國資民資，內地資本都在爭相撲入外資的懷抱。
如果不是戴著有色眼鏡把企業家當“賣國賊”掃進垃圾堆，應該承認，并購烽煙不會無火而起，是一些客觀因素讓中國的企業家把外資并購當成了尚方寶劍，但這柄雙刃劍有可能讓中國的市場經濟頭破血流。
在國企著名并購案中，無論是花旗、興業爭奪廣發行還是凱雷收購徐工案，之所以能夠推進，有個無法忽視的原因就是企業遭遇經營困境。人們早已從廣發行的準備金、利潤等各個方面，指出廣發行之被并購是“無奈”之舉；而在凱雷收購計劃曝光后，徐工管理層自陳的辯護詞中有一項就是徐工的發展并不如外界所想，前景堪憂。
徐工管理層的辯護代表了一批實際上主導并且支持外資并購的地方政府的觀點，那就是，不能以凈資產論長短而坐視國企冰棍在驕陽下融化。媒體此前曾詳細報道徐工與廣發行政策性收購當地低效企業、被逼進行扶貧貸款、公司內部可疑交易頻生等事件，足以說明目前的國企運行體制已經成為融化國資的大烤箱。在此情況下，外資并購只不過是為國企體制性經營土壤缺失付出的高額代價。只要政府主導的低效行政經濟不破除，我們還會繼續看到類似的并購案大規模上演。
按上述線索索驥，國企急欲“上嫁”外資不難理解，無非是希望擺脫企業曾經的食利階層的困境，以股權換制度是一個堂皇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在引入外資可以在符合開放政策的正確前提下，將以往的經營與決策過失一齊打包滅跡，甚至借助并購條款重新名正言順地再次介入企業利益分配鏈條。
真正的危機還在于，民企尤其是經營狀況良好的民企對外資趨之若鶩。
無數報道印證了民資的熱情。2004年3月8日，《泉州晚報》報道，泉州鼓勵民企承接外資并購；2004年7月9日，《佛山日報》報道，“順德外資并購民企并購一年引來外資千萬美元”，共有20多家內資企業、民營企業和合資企業通過股權變更設立為合資企業或外商獨資企業，當地政府自豪地發布了這一消息；2005年4月5日，《珠江時報》自豪地宣稱，外資并購民企成“流行色”，故事的發生地在佛山；同樣自豪的還有南京市，《新華日報》10月24日報道，南京民企成為外資并購的“香餑餑”。在南京市今年新批的26個外資并購項目中，參與主體是民營企業的達22個，注冊合同外資達1.59億美元，分別占同期并購項目總量的84.6%和94%。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的家電連鎖企業百思買與五星電器聯手合作，設立了全國第一家合資家電連鎖企業業……而筆者的一個朋友最近在為自己效益極佳、負債為零的企業物色買主。
與其說是民資的熱情，不如說是地方政府的熱情，產業升級與GDP提升效應足以讓地方政府興奮莫名，甚至連本土市場經濟的橋頭堡溫州市政府都不顧外界非議擠入引進外資行列。這用GDP政績理論就可理解，相比于大單項目的引進，培育本地內生性市場資源、改革與傳統經濟運行方式相配套的公共服務體制與投融資體制等成本顯然要大得多。但政府對外資的熱情表現在稅收、土地等各個方面，已經構成了對本土市場資源的強力擠壓。
通常而言，并購是為了使企業尋找到更合適的掌管者，在總體上促進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如果相反，則為惡性收購。類似于蘇泊爾、五星電器這樣的企業品牌、效益都處于上升階段，企業掌門人卻急于出手，那原因只能在效率之外尋找。
在企業家所提到的外資并購原因中，包括外資與合資企業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可以更方便地與國際資本市場“接駁”，以擺脫對民企并不友善效率相對較低的國內金融機構與資本市場的依賴，原材料上漲過快企業無法承受壓力，地方政府對于引資的濃厚興趣等等現實考量。這些原因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民企受到了上游資源壟斷企業與歧視性政策的雙重壓榨——今年制造企業的成本上升了25%左右，近年來民企并購國企案60%都以失敗告終——本來就度日艱難，又遭遇輿論的原罪討伐，心中凄惶，只能一賣了之。這種市場環境下的外資并購多數屬于惡性并購，民企借此金蟬脫殼，而并非因為市場搜索到了優秀的管理團隊所進行的代際更替。
以目前中國的市場架構，惟一能與縱橫四海的壟斷國企、熱心指點經濟的政府權力抗衡的大概只有外資。不管是外資并購還是民企變身的假洋鬼子，對于真正具有金融創新精神的企業家而言，相當于花費巨額贖身費換得一個“大太太”身份，在中國市場上才能登堂入室。中世紀路德反對教堂銷售的“贖罪券”，就是利用了教民的不安全心理：只有聽到銀幣丁當一聲落入柜中的時候，教民們才對自己的未來心安。目前中國本土企業家同樣如此，他們把手中企業換成現錢，或者依靠外資為自己正名后，才能得到安全與安心。
民企靠外資贖身將導致毀滅性的后果：中國的本土民企成為次等公民，內生性的市場資源遭到根本性毀壞，只有靠外部資源來拯救；中國國民中存在的企業家精神遭到扼殺，小富即安思想或者投機思想成為常態，真正有企業創新能力的中國人在美國邁阿密或者澳洲的海灘上曬太陽，這是中國最可怕的損失。
中國內生性市場資源一旦全部流失，市場經濟的根基遭致摧毀，誰來為這個國家未來的命運負責？
近來，外資在中國遭遇輿論狙擊，從凱雷收購徐工案到洛軸案、雙匯案、蘇泊爾案，主導機構商務部夾在勢力強大的外資與洶洶民意之間兩頭為難。如果我們簡單地得出引進外資的是非之斷，甚至上升為閉關與開放兩條路線之爭，是霧失樓臺，犯了主觀主義大忌。事實上，反對大規模引進外資者不一定反對開放，而主張引進外資者也不一定是開放路線的代言者。
事實上，撲面而來的外資并購潮似乎已經給出了這場爭論的答案──不管爭論結果如何，中國正在穩步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并購市場，不論國資民資，內地資本都在爭相撲入外資的懷抱。
如果不是戴著有色眼鏡把企業家當“賣國賊”掃進垃圾堆，應該承認，并購烽煙不會無火而起，是一些客觀因素讓中國的企業家把外資并購當成了尚方寶劍，但這柄雙刃劍有可能讓中國的市場經濟頭破血流。
在國企著名并購案中，無論是花旗、興業爭奪廣發行還是凱雷收購徐工案，之所以能夠推進，有個無法忽視的原因就是企業遭遇經營困境。人們早已從廣發行的準備金、利潤等各個方面，指出廣發行之被并購是“無奈”之舉；而在凱雷收購計劃曝光后，徐工管理層自陳的辯護詞中有一項就是徐工的發展并不如外界所想，前景堪憂。
徐工管理層的辯護代表了一批實際上主導并且支持外資并購的地方政府的觀點，那就是，不能以凈資產論長短而坐視國企冰棍在驕陽下融化。媒體此前曾詳細報道徐工與廣發行政策性收購當地低效企業、被逼進行扶貧貸款、公司內部可疑交易頻生等事件，足以說明目前的國企運行體制已經成為融化國資的大烤箱。在此情況下，外資并購只不過是為國企體制性經營土壤缺失付出的高額代價。只要政府主導的低效行政經濟不破除，我們還會繼續看到類似的并購案大規模上演。
按上述線索索驥，國企急欲“上嫁”外資不難理解，無非是希望擺脫企業曾經的食利階層的困境，以股權換制度是一個堂皇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在引入外資可以在符合開放政策的正確前提下，將以往的經營與決策過失一齊打包滅跡，甚至借助并購條款重新名正言順地再次介入企業利益分配鏈條。
真正的危機還在于，民企尤其是經營狀況良好的民企對外資趨之若鶩。
無數報道印證了民資的熱情。2004年3月8日，《泉州晚報》報道，泉州鼓勵民企承接外資并購；2004年7月9日，《佛山日報》報道，“順德外資并購民企并購一年引來外資千萬美元”，共有20多家內資企業、民營企業和合資企業通過股權變更設立為合資企業或外商獨資企業，當地政府自豪地發布了這一消息；2005年4月5日，《珠江時報》自豪地宣稱，外資并購民企成“流行色”，故事的發生地在佛山；同樣自豪的還有南京市，《新華日報》10月24日報道，南京民企成為外資并購的“香餑餑”。在南京市今年新批的26個外資并購項目中，參與主體是民營企業的達22個，注冊合同外資達1.59億美元，分別占同期并購項目總量的84.6%和94%。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的家電連鎖企業百思買與五星電器聯手合作，設立了全國第一家合資家電連鎖企業業……而筆者的一個朋友最近在為自己效益極佳、負債為零的企業物色買主。
與其說是民資的熱情，不如說是地方政府的熱情，產業升級與GDP提升效應足以讓地方政府興奮莫名，甚至連本土市場經濟的橋頭堡溫州市政府都不顧外界非議擠入引進外資行列。這用GDP政績理論就可理解，相比于大單項目的引進，培育本地內生性市場資源、改革與傳統經濟運行方式相配套的公共服務體制與投融資體制等成本顯然要大得多。但政府對外資的熱情表現在稅收、土地等各個方面，已經構成了對本土市場資源的強力擠壓。
通常而言，并購是為了使企業尋找到更合適的掌管者，在總體上促進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如果相反，則為惡性收購。類似于蘇泊爾、五星電器這樣的企業品牌、效益都處于上升階段，企業掌門人卻急于出手，那原因只能在效率之外尋找。
在企業家所提到的外資并購原因中，包括外資與合資企業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可以更方便地與國際資本市場“接駁”，以擺脫對民企并不友善效率相對較低的國內金融機構與資本市場的依賴，原材料上漲過快企業無法承受壓力，地方政府對于引資的濃厚興趣等等現實考量。這些原因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民企受到了上游資源壟斷企業與歧視性政策的雙重壓榨——今年制造企業的成本上升了25%左右，近年來民企并購國企案60%都以失敗告終——本來就度日艱難，又遭遇輿論的原罪討伐，心中凄惶，只能一賣了之。這種市場環境下的外資并購多數屬于惡性并購，民企借此金蟬脫殼，而并非因為市場搜索到了優秀的管理團隊所進行的代際更替。
以目前中國的市場架構，惟一能與縱橫四海的壟斷國企、熱心指點經濟的政府權力抗衡的大概只有外資。不管是外資并購還是民企變身的假洋鬼子，對于真正具有金融創新精神的企業家而言，相當于花費巨額贖身費換得一個“大太太”身份，在中國市場上才能登堂入室。中世紀路德反對教堂銷售的“贖罪券”，就是利用了教民的不安全心理：只有聽到銀幣丁當一聲落入柜中的時候，教民們才對自己的未來心安。目前中國本土企業家同樣如此，他們把手中企業換成現錢，或者依靠外資為自己正名后，才能得到安全與安心。
民企靠外資贖身將導致毀滅性的后果：中國的本土民企成為次等公民，內生性的市場資源遭到根本性毀壞，只有靠外部資源來拯救；中國國民中存在的企業家精神遭到扼殺，小富即安思想或者投機思想成為常態，真正有企業創新能力的中國人在美國邁阿密或者澳洲的海灘上曬太陽，這是中國最可怕的損失。
中國內生性市場資源一旦全部流失，市場經濟的根基遭致摧毀，誰來為這個國家未來的命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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