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的三大命題

作為一種行動承諾,企業社會責任實質上反映的是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它要求企業對社會所產生的負效應最小化,力求在長時期內帶來社會正效應的最大化。就狹義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既包括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所承擔的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又涵蓋影響、受影響于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包括對股東、消費者、社區等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廣義上看,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包括經濟、法律及中觀層面的企業社會責任,還涉及對社會應該承擔、能夠承擔的責任──對社會合乎道德的一切行為。
從20世紀末至今,管理學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化以及國際化。
可以說,企業社會責任在公司治理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已經被進一步放大。

企業社會責任能促進業績嗎?

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的研究觀點可歸納為三點:
其一,認為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其盈利能力更強,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二,認為企業的財務績效對企業的社會表現起推動作用;其三,認為企業的社會表現、財務績效和聲譽三者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但很難確定哪一種因素影響最大。
大量實證分析證實: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間存在確定的正相關關系。1997年,Jeff Frooman對企業不負社會責任和非法行為的反應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股市就對那些不負社會責任和違法的企業持否定態度;而Lee E.Preston和Douglas P.O'Bannon比較了1982-1992年美國大企業的社會績效與財務績效,也發現二者的積極關系。1999年,Ronald Roman等人則得出良好社會責任不會導致不良社會績效的結論。2002年,基于數據的分析,W. Gary Simpson和Theodor Kohers對美國國有銀行1993-1994年的企業社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也進行了研究,他們以企業社會再投資行為排序作為企業社會績效評價,用總資產利潤和貸款損失率評價財務績效,發現二者間存在積極關系。
然而,另有一些研究則發現:企業的社會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無關或僅是負相關。2003年,S. Pasaribu Hadi對印度尼西亞的企業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無關;1980年,Robert W.Ingram和Katherine B. Frazier研究則發現:企業社會績效與財務績效呈負相關。他們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需要付出相應成本,這一成本就使得企業在與不承擔或少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競爭中處于不利。
比較后我們發現,承認二者正相關的占多數,即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促進財務績效的增長。但由于影響企業財務績效的因素過多,確切結論的得出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論證。

企業社會責任如何標準化?

在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化的研究和實踐領域,影響較大的是由美國經濟優先權認可機構委員會制定的社會責任標準SA8000。SA8000是繼ISO9000和ISO14000后新的國際管理體系認證標準,其宗旨是確保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符合社會責任標準,保護人類基本權益。它規定企業必須承擔對社會和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對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工會權利等具體問題也制定了最低要求,是第一個可用于第三方認證機構審核的社會責任認證標準。
SA8000把人本管理、商業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標化,使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護人有了可操作衡量的具體量化標準。這一標準通過對人身權益等要素的直接關注,調節人類在社會經濟活動中人自身的平等發展關系。作為社會責任方面的認證體系,SA8000不僅明確了社會責任規范,也提出了相應的管理體系要求。
但必須指出的是,SA8000是以發達國家的立場和實際制定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難以獲得這一認證。在經濟全球化要求國際統一認證標準的趨勢下,某種意義上這就使得企業社會責任認證成為發達國家制約甚至制裁發展中國家的一種手段。發展中國家在認知、理解和使用國際通用標準的同時謀求國內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無疑就成為一個普遍性難題。

企業社會責任如何國際化?

在企業社會責任國際化的問題上,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跨國企業、行業差異、地區歷史及制度環境等環節。
2005年,Anupama Mohan對大型跨國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模式進行研究后認為:盡管其經營管理模式存在普遍差異性特征,但大型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管理話語權仍掌握在總公司手中,子公司管理層只能根據公司業績及發展需要對有關社會責任的安排進行調整。
而通過分析意大利國內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狀況,Francesco Perrini等人認為:多數企業對承擔社會責任持積極態度,企業也更愿承擔會直接提升其所屬社區福利狀況的社會責任。同時他們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構建(如環境績效)與企業自身特征(如規�；蛭恢�)無關,企業之所以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是它們深知這會對企業名譽和品牌帶來增值潛力,由此帶來可持續收益。
在最近研究中,Jonathan P. Doh和Terrence R. Guay評估分析了歐洲和美國制度環境差異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他們認為:歐洲和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在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政府政策制定、企業戰略實施和非政府組織行動上,這兩個地區的制度環境存有較大差異。他們同時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跨國比較應更多考慮制度性差異變化所產生的影響。Donald S. Siegel和Donald F.Vitaliano也從企業戰略決策層面分析了產品或服務類型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影響。他們研究發現:出售金融服務(信用服務)的企業要比同行競爭對手的社會責任感高23個百分點,而生產耐用品(汽車或軟件)的企業則比競爭對手的社會責任感高15個百分點,即出售耐久品或信用服務的企業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這一分析有助于利用面板數據檢驗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理論的可行性,但由于受限于部分省略變量的制約,而無法評估這些變量對其他變量產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