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學金由本人申請，各個學院（系）根據情況制定標準，其等級類別第一學期根據其入學成績及綜合表現確定，以后每學期都會由院系、專業導師根據其教學和科研進展情況重新評定。此項改革對我國教育發展來說，將具有重大制度變革和推動意義。

　　高等教育屬于非義務教育，對受教育者來說，其人力資本的私人投資收益率遠遠大于社會收益率。因此，是否獲得、獲得什么專業和層次的高等教育，除了直接關系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建設以及基礎性、公共性和外部性較強的學科，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在相當大程度上，應該由個人和高校根據各自的情況，通過成本收益分析作出自主選擇；而政府則將主要精力和財力傾注于基礎教育，如果有余力再逐漸提升政府教育公共福利性資助和扶植的層次。

　　尤其是對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窮國辦大教育”一直是教育領域面臨的基本國情和困境，政府教育總投入本來就因財力所限而長期不足，再加上在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間財力資源配置的長期錯位，致使我國教育發展長期陷于兩難困境：一方面基礎性的義務教育難義務，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占用政府大量財力資源。這樣，不僅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低甚至存在浪費現象，也使政府無力抽手資助和扶植基礎教育。研究生培養機制試點改革，雖然并非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費，國家財政投入總量也沒有減少，但它將可能打破這種兩難困局，為研究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步入良性發展，提供難得的契機。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在規模外延疾速擴張的同時，內涵質量下降的趨勢令人擔憂。從需求方面看，由于大學行政性擴招行為與社會和市場人才需求還存在脫節現象，致使大學生就業難成為困擾受教育者本人、家長、高校和政府等當事各方的難題。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讀碩士，碩士就不了業讀博士，這樣逐級推延導致研究生教育規模在巨大的需求壓力下不適當地擴張。而從供給方面看，由于計劃內研究生教育采取政府財政承擔培養費和生活費的培養機制，一些大學紛紛追求研究生招生規模，造成規模擴大、質量下降的局面。

　　此次改革使研究生培養經費、獎學金、助學金的來源渠道多元化，不僅有統籌國家撥款，還有學校專項經費、院系配套經費、導師資助經費以及社會捐贈等，如果研究生教育供給方沒有經費投入能力就難以招生；受教育者本人也要有一定投資負擔，只有學業成績好才可以獲得資助。這就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有效抑制研究生教育盲目擴張的行為和趨勢。而讓研究生通過正常渠道解決學業費用，就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提升質量和素質的長效經費投入和保障機制。

　　當然，改革的成功與否，除了在設計思路上要符合制度各方當事人的廣泛認可，符合制度變遷內在的邏輯規律和歷史路徑，更重要的是要在操作層面能夠無摩擦或低成本地進行邊際轉換。北京大學等10所高校之所以能夠獲批進行改革試點，也是由于它們所特有的辦學實力和財力支持做基礎。這樣的改革即使能夠獲得預期成效，如何將之推廣應用到其他沒有雄厚財力支持的非試點高校，還將是事先很難把握的事。此外，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是包括目標定位、方案優選、生源選拔和導師遴選等在內的系統工程，獎學金、助學金和培養經費政策方面的改革，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即使后者也有一系列細則要不斷完善。這就需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以利于此項改革在今后的全面推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