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得讓北大校長能考進北大 對教育綱要的建議
尊重實際 尊重規(guī)律 尊重民意
對于教育規(guī)劃綱要“意見建議”的意見建議
教育如今是一個滾燙的話題。2月24日人民網(wǎng)的“部委留言排行榜”顯示，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收到的留言數(shù)量高居榜首，是第二位人保部部長尹蔚民的兩倍還多。2月28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征求意見稿》文本向社會公示，并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征求意見，必將再掀起一個為教育建言獻策的新高潮。
據(jù)袁貴仁部長介紹，去年1月上旬至2月底，第一輪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他們即收到各界人士發(fā)表的意見建議210多萬條。一年來，各家各派有話語權的人士在媒體上發(fā)表關于教改的意見，也已不計其數(shù)。
眾聲喧嘩，共識難求。作為一個學生家長，對于這些已經(jīng)發(fā)表和即將發(fā)表的意見建議，我也有些意見建議想說。我覺得，每個人從自己所處群體的利益出發(fā)，或者從自己所持的社會理念出發(fā)，發(fā)出調整改革的呼吁，并且堅守自己的理念或者立場，當然都是合理應當。但是，一份好的意見和建議，必定是符合實際、符合規(guī)律、符合大多數(shù)民眾意愿的。假如自己的利益或者理念與以上三點不符，而最終不能體現(xiàn)到綱要中，那么，在繼續(xù)堅持不懈表達自己訴求的同時，也請且慢因此就輕易宣布教改“倒退”甚或“失敗”。
總得讓北大校長能考進北大
1965年，17歲的周其鳳同學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他從老家湖南省瀏陽縣龍伏鎮(zhèn)尚埠村到長沙去坐火車，打著赤腳走了兩天兩夜。若按照為許多專家所激賞、并已在北大試行的“推薦信加面試”的最理想招生方式，今天身為北大校長的周其鳳院士，自己肯定就進不了北大。
對于當今大學為什么培養(yǎng)不出大師，人們已發(fā)表了無數(shù)議論和救弊之策。讀這些文章時，我想到了僻居于大別山區(qū)深處的一個貧困縣——湖北蘄春。上個世紀，從這片大山里走出來的教授多達800余人，因此而有“教授縣”之美譽。其中包括學問比季羨林還要大許多的國學大師黃侃。如果按照現(xiàn)在很多專家所鼓吹的選拔方式，蘄春這800位教授中的很多人，可能連到大學讀書的機會都沒有。
當我們談到改革“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時，往往會被指責為“封閉”、“保守”。那么請聽聽一個正在北大讀博士的中文名叫劉澤思的德國留學生是怎么說吧。他表示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中國人一說到中國的高考改革就言必稱英美，“中國有13億人口，2000多所高校，美國、英國有多少人口？他們有多少所高校？他們的情況可以進行面試，中國可以嗎？”他建議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們，“少跑美國、歐洲，多跑跑西海固。”“無論是群眾還是政治家，在討論怎么改善高考之前都需要調整自己對改革結果的期望值：單憑高考改革解決考生壓力過大這一問題是不可能的。”
理想與現(xiàn)實總是有距離的。按我個人多年的閱讀習慣，只要一看到誰指點教改江山的文章里面出現(xiàn)諸如“問題很簡單”之類的字樣，心里先就對其可信度打了折扣。各種凌空蹈虛、一切不在話下、無視民眾利益的“高論”，即便說得再花團錦簇、氣勢磅礴，也沒多少采用價值。
什么是純粹從理念、空想出發(fā)，卻完全不切合實際的“壞”建議？“春季高考”堪稱典型案例。“一考定終身”簡直罪大惡極，高中苦讀了3年，能連一次“發(fā)揮失常”的機會都不給嗎？在學界和媒體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春季高考”的試點方案出臺。結果，招生季節(jié)這一錯亂，學生入校時，學校連教室和宿舍都沒法安排；學生畢業(yè)找工作時，絕大多數(shù)單位還沒有制定出年度用人計劃呢。千呼萬喚出來的“改革”舉措，因為毫無可行性，最后靜悄悄地退了場。
若是尊重實際，就是有些好的改革建議，在其提出之時，也必須考慮好相關的配套措施。譬如，知識界一直、一致地在呼喚“大學自主招生”，大學當局也熱烈附和，但二者呼吁的動機可能完全不同。前者談的是“落實辦學自主權”，而后者想的卻是——如有的高校招辦官員在私下批評教育部“思想不解放”時所言——“憑什么只準許那幾十所部屬高校自主招生？我們也有一些關系要照顧呀！”如果前者完全不去考慮后者這個實際，只提“自主”而枉顧“監(jiān)督”的需求，那么，他們聽起來高雅純潔的呼吁，最終就會變成為招生腐敗喊開大門。
中國教育最不符合規(guī)律的東西，可能表現(xiàn)在：不該“計劃”的事情它太“計劃”，不該“市場”的事情它又太“市場”。一方面是學校缺少辦學自主權，有的甚至成了比國企更加“小媳婦”的政府附屬物；另一方面，學校的營利沖動之強，在全世界也罕有其匹，如溫總理批評的“一些大學功利化，什么都和錢掛鉤，這是個要命的問題”。公立學校如此，民辦學校更是“理直氣壯地”如此。
但是，現(xiàn)有的某些呼聲非常高的意見和建議，恰恰是要強化這兩種弊端。
學術不端、學術造假、學術腐敗在校園泛濫，許多人都呼吁教育行政部門要重視、要狠抓、要嚴處。但我們認真想一想，這不就是在呼喚我們所深惡痛絕的行政干預么？對于學術不端行為的指控，如果屬于職業(yè)道德問題，完全可以在學術委員會職權范圍內進行查處；如果涉嫌詐騙經(jīng)費或者國家獎勵，則移交司法機關進行查處。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最該呼吁的是強化學術委員會的獨立性，當然同時也要強化對其不作為的監(jiān)督。若在這事上批評教育部失職，反而是在替教育部要權。
近10多年來，以“美國眾多的一流大學為私立”為根據(jù)，學界、商界呼吁放寬投資政策、鼓勵民辦高校，甚至“先把北大、清華私有化”的聲音，不絕于耳。但他們都忽視了或者有意混淆了“私立”與“營利”的區(qū)別。世界上(不僅美國)私立的一流大學有很多，但營利性的私立大學辦成一流的，卻從未有過。事實上，美國現(xiàn)在被社會廣泛認可的私立大學，絕大多數(shù)(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是由教會創(chuàng)辦的，少部分(如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霍普金斯大學等)是由私人捐資創(chuàng)辦的。這兩部分私立大學，雖然收費較高，但主要都是靠社會捐助維持運轉，學費收入在整個培養(yǎng)成本中不占主要部分。人家是富了以后去辦學，而從沒有誰因為辦學富起來。
實際上，這種私立的非營利性組織，很多方面比“國有”還要更加“公有”：對于國立大學，國家還擁有終極產(chǎn)權，這些所謂的私立大學卻根本沒有終極所有人；一筆國家投資如果經(jīng)營失敗，國家還可以把剩下的部分收回來，而一筆錢如果給了私立非營利性組織，則一經(jīng)投出，就永久不能收回；國企被管理層控制，上邊還有個國資委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東家”，這些大學卻是完全徹底地脫離捐款人掌控，實際控制著大學的董事會(或理事會)成員與最初的捐資者無關，且他們自行選舉決定空缺繼承人選。
這樣的私立非營利性學校，除了與政府沒有隸屬關系之外，和公立學校本質上沒有任何不同。所以，政府當然應該給予他們與公立學校完全同等的待遇，并且盡可能提供經(jīng)費撥款方面的支持。日本的這類私立大學，政府撥款就一直是其一項非常重要的經(jīng)費來源。
中國過去成功的私立大學，除教會學校外，有教育家牽頭四處化緣創(chuàng)辦并維持者，如張伯苓辦南開；有實業(yè)家牽頭以自己一人之力創(chuàng)辦并維持者，如陳嘉庚辦廈大。當企業(yè)遇到經(jīng)營危機時，陳嘉庚堅定地表示：“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他真把自己3座大廈賣了，作為維持廈大的經(jīng)費。當今，如果真有哪個私企老板想學習陳嘉庚，欲捐建并出資維持一所一流大學而竟然不被允許，那么，教育部長就該千刀萬剮！但如果你只是想通過辦學來掙錢，就不要再打著辦“中國的哈佛”之類旗號，譴責“教育部思想不解放”了。
和中國學界(尤其是經(jīng)濟學界)人士想象的完全不同，美國的私立營利性大學發(fā)展的高潮，倒是晚到了幾乎跟中國同期。如南方一民辦教育家信力建先生所言：“美國營利性大學發(fā)展最蓬勃的時期，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目前全美最成功的營利性大學，是我們很少有人聽說過的、從事遠程教育的菲尼克斯大學，它的成功堪與我們的“新東方”媲美，而已。
下面這些話也都是信力建先生說的，不是我發(fā)明的——“美國政府把營利性高等教育看做公司或者企業(yè)，沒有直接的稅收減免和土地優(yōu)惠等政策。”“營利性大學不僅要繳稅而且不接受基金、私人和聯(lián)邦、州和當?shù)卣木栀洠涫杖雭碓粗饕菍W費。”請問中國的民辦高校投資者和鼓吹者們，你們很期待中國政府也像美國政府這樣管理私立營利性大學嗎？
捐資興學助學，本是中國傳統(tǒng)商業(yè)倫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秀才出去考舉人，舉人赴京考進士，本地富商應該資助一筆盤纏，還可以去社會形象不佳的壟斷企業(yè)經(jīng)營者——鹽商們那里“敲”一筆，甚至成為定例。可惜這個傳統(tǒng)現(xiàn)在有些中斷了。
當然，賺錢不是罪惡。恰恰相反，如同辦食品廠牟利的同時也在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一樣，辦學校掙錢的同時也能幫很多孩子成才，都是善事。當公立的和社會捐建的學校不敷需求的時候，私人投資辦學即使只為營利，也應該受到政府稅收、土地等等方面的政策鼓勵。這方面我們應該比美國做得更多。
辦事業(yè)與辦企業(yè)，遵循的不是同一個規(guī)律。世界私立高等教育成功的基本規(guī)律，是“捐資”為主而不是“投資”為主。經(jīng)濟學家們在教育問題上發(fā)表的許多“專業(yè)意見”，都是雞跟鴨講。其極端者，甚至有堅決反對免費義務教育的，因為“免費”不符合市場規(guī)律！武訓行乞興學當然就更不符合市場規(guī)律了。
這些年民眾普遍對“教育市場化”怨氣很大，但一些經(jīng)濟學者卻總在批評“教育市場化”的程度遠遠不夠。有哪個國家教育的市場化程度已經(jīng)夠了，請專家們舉例！
中國教育最不符合規(guī)律的東西，可能表現(xiàn)在：不該“計劃”的事情它太“計劃”，不該“市場”的事情它又太“市場”。一方面是學校缺少辦學自主權，有的甚至成了比國企更加“小媳婦”的政府附屬物；另一方面，學校的營利沖動之強，在全世界也罕有其匹，如溫總理批評的“一些大學功利化，什么都和錢掛鉤，這是個要命的問題”。公立學校如此，民辦學校更是“理直氣壯地”如此。
但是，現(xiàn)有的某些呼聲非常高的意見和建議，恰恰是要強化這兩種弊端。
學術不端、學術造假、學術腐敗在校園泛濫，許多人都呼吁教育行政部門要重視、要狠抓、要嚴處。但我們認真想一想，這不就是在呼喚我們所深惡痛絕的行政干預么？對于學術不端行為的指控，如果屬于職業(yè)道德問題，完全可以在學術委員會職權范圍內進行查處；如果涉嫌詐騙經(jīng)費或者國家獎勵，則移交司法機關進行查處。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最該呼吁的是強化學術委員會的獨立性，當然同時也要強化對其不作為的監(jiān)督。若在這事上批評教育部失職，反而是在替教育部要權。
近10多年來，以“美國眾多的一流大學為私立”為根據(jù)，學界、商界呼吁放寬投資政策、鼓勵民辦高校，甚至“先把北大、清華私有化”的聲音，不絕于耳。但他們都忽視了或者有意混淆了“私立”與“營利”的區(qū)別。世界上(不僅美國)私立的一流大學有很多，但營利性的私立大學辦成一流的，卻從未有過。事實上，美國現(xiàn)在被社會廣泛認可的私立大學，絕大多數(shù)(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是由教會創(chuàng)辦的，少部分(如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霍普金斯大學等)是由私人捐資創(chuàng)辦的。這兩部分私立大學，雖然收費較高，但主要都是靠社會捐助維持運轉，學費收入在整個培養(yǎng)成本中不占主要部分。人家是富了以后去辦學，而從沒有誰因為辦學富起來。
實際上，這種私立的非營利性組織，很多方面比“國有”還要更加“公有”：對于國立大學，國家還擁有終極產(chǎn)權，這些所謂的私立大學卻根本沒有終極所有人；一筆國家投資如果經(jīng)營失敗，國家還可以把剩下的部分收回來，而一筆錢如果給了私立非營利性組織，則一經(jīng)投出，就永久不能收回；國企被管理層控制，上邊還有個國資委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東家”，這些大學卻是完全徹底地脫離捐款人掌控，實際控制著大學的董事會(或理事會)成員與最初的捐資者無關，且他們自行選舉決定空缺繼承人選。
這樣的私立非營利性學校，除了與政府沒有隸屬關系之外，和公立學校本質上沒有任何不同。所以，政府當然應該給予他們與公立學校完全同等的待遇，并且盡可能提供經(jīng)費撥款方面的支持。日本的這類私立大學，政府撥款就一直是其一項非常重要的經(jīng)費來源。
中國過去成功的私立大學，除教會學校外，有教育家牽頭四處化緣創(chuàng)辦并維持者，如張伯苓辦南開；有實業(yè)家牽頭以自己一人之力創(chuàng)辦并維持者，如陳嘉庚辦廈大。當企業(yè)遇到經(jīng)營危機時，陳嘉庚堅定地表示：“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他真把自己3座大廈賣了，作為維持廈大的經(jīng)費。當今，如果真有哪個私企老板想學習陳嘉庚，欲捐建并出資維持一所一流大學而竟然不被允許，那么，教育部長就該千刀萬剮！但如果你只是想通過辦學來掙錢，就不要再打著辦“中國的哈佛”之類旗號，譴責“教育部思想不解放”了。
和中國學界(尤其是經(jīng)濟學界)人士想象的完全不同，美國的私立營利性大學發(fā)展的高潮，倒是晚到了幾乎跟中國同期。如南方一民辦教育家信力建先生所言：“美國營利性大學發(fā)展最蓬勃的時期，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目前全美最成功的營利性大學，是我們很少有人聽說過的、從事遠程教育的菲尼克斯大學，它的成功堪與我們的“新東方”媲美，而已。
下面這些話也都是信力建先生說的，不是我發(fā)明的——“美國政府把營利性高等教育看做公司或者企業(yè)，沒有直接的稅收減免和土地優(yōu)惠等政策。”“營利性大學不僅要繳稅而且不接受基金、私人和聯(lián)邦、州和當?shù)卣木栀洠涫杖雭碓粗饕菍W費。”請問中國的民辦高校投資者和鼓吹者們，你們很期待中國政府也像美國政府這樣管理私立營利性大學嗎？
捐資興學助學，本是中國傳統(tǒng)商業(yè)倫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秀才出去考舉人，舉人赴京考進士，本地富商應該資助一筆盤纏，還可以去社會形象不佳的壟斷企業(yè)經(jīng)營者——鹽商們那里“敲”一筆，甚至成為定例。可惜這個傳統(tǒng)現(xiàn)在有些中斷了。
當然，賺錢不是罪惡。恰恰相反，如同辦食品廠牟利的同時也在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一樣，辦學校掙錢的同時也能幫很多孩子成才，都是善事。當公立的和社會捐建的學校不敷需求的時候，私人投資辦學即使只為營利，也應該受到政府稅收、土地等等方面的政策鼓勵。這方面我們應該比美國做得更多。
辦事業(yè)與辦企業(yè)，遵循的不是同一個規(guī)律。世界私立高等教育成功的基本規(guī)律，是“捐資”為主而不是“投資”為主。經(jīng)濟學家們在教育問題上發(fā)表的許多“專業(yè)意見”，都是雞跟鴨講。其極端者，甚至有堅決反對免費義務教育的，因為“免費”不符合市場規(guī)律！武訓行乞興學當然就更不符合市場規(guī)律了。
這些年民眾普遍對“教育市場化”怨氣很大，但一些經(jīng)濟學者卻總在批評“教育市場化”的程度遠遠不夠。有哪個國家教育的市場化程度已經(jīng)夠了，請專家們舉例！
中國教育最不符合規(guī)律的東西，可能表現(xiàn)在：不該“計劃”的事情它太“計劃”，不該“市場”的事情它又太“市場”。一方面是學校缺少辦學自主權，有的甚至成了比國企更加“小媳婦”的政府附屬物；另一方面，學校的營利沖動之強，在全世界也罕有其匹，如溫總理批評的“一些大學功利化，什么都和錢掛鉤，這是個要命的問題”。公立學校如此，民辦學校更是“理直氣壯地”如此。
但是，現(xiàn)有的某些呼聲非常高的意見和建議，恰恰是要強化這兩種弊端。
學術不端、學術造假、學術腐敗在校園泛濫，許多人都呼吁教育行政部門要重視、要狠抓、要嚴處。但我們認真想一想，這不就是在呼喚我們所深惡痛絕的行政干預么？對于學術不端行為的指控，如果屬于職業(yè)道德問題，完全可以在學術委員會職權范圍內進行查處；如果涉嫌詐騙經(jīng)費或者國家獎勵，則移交司法機關進行查處。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最該呼吁的是強化學術委員會的獨立性，當然同時也要強化對其不作為的監(jiān)督。若在這事上批評教育部失職，反而是在替教育部要權。
近10多年來，以“美國眾多的一流大學為私立”為根據(jù)，學界、商界呼吁放寬投資政策、鼓勵民辦高校，甚至“先把北大、清華私有化”的聲音，不絕于耳。但他們都忽視了或者有意混淆了“私立”與“營利”的區(qū)別。世界上(不僅美國)私立的一流大學有很多，但營利性的私立大學辦成一流的，卻從未有過。事實上，美國現(xiàn)在被社會廣泛認可的私立大學，絕大多數(shù)(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是由教會創(chuàng)辦的，少部分(如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霍普金斯大學等)是由私人捐資創(chuàng)辦的。這兩部分私立大學，雖然收費較高，但主要都是靠社會捐助維持運轉，學費收入在整個培養(yǎng)成本中不占主要部分。人家是富了以后去辦學，而從沒有誰因為辦學富起來。
實際上，這種私立的非營利性組織，很多方面比“國有”還要更加“公有”：對于國立大學，國家還擁有終極產(chǎn)權，這些所謂的私立大學卻根本沒有終極所有人；一筆國家投資如果經(jīng)營失敗，國家還可以把剩下的部分收回來，而一筆錢如果給了私立非營利性組織，則一經(jīng)投出，就永久不能收回；國企被管理層控制，上邊還有個國資委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東家”，這些大學卻是完全徹底地脫離捐款人掌控，實際控制著大學的董事會(或理事會)成員與最初的捐資者無關，且他們自行選舉決定空缺繼承人選。
這樣的私立非營利性學校，除了與政府沒有隸屬關系之外，和公立學校本質上沒有任何不同。所以，政府當然應該給予他們與公立學校完全同等的待遇，并且盡可能提供經(jīng)費撥款方面的支持。日本的這類私立大學，政府撥款就一直是其一項非常重要的經(jīng)費來源。
中國過去成功的私立大學，除教會學校外，有教育家牽頭四處化緣創(chuàng)辦并維持者，如張伯苓辦南開；有實業(yè)家牽頭以自己一人之力創(chuàng)辦并維持者，如陳嘉庚辦廈大。當企業(yè)遇到經(jīng)營危機時，陳嘉庚堅定地表示：“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他真把自己3座大廈賣了，作為維持廈大的經(jīng)費。當今，如果真有哪個私企老板想學習陳嘉庚，欲捐建并出資維持一所一流大學而竟然不被允許，那么，教育部長就該千刀萬剮！但如果你只是想通過辦學來掙錢，就不要再打著辦“中國的哈佛”之類旗號，譴責“教育部思想不解放”了。
和中國學界(尤其是經(jīng)濟學界)人士想象的完全不同，美國的私立營利性大學發(fā)展的高潮，倒是晚到了幾乎跟中國同期。如南方一民辦教育家信力建先生所言：“美國營利性大學發(fā)展最蓬勃的時期，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目前全美最成功的營利性大學，是我們很少有人聽說過的、從事遠程教育的菲尼克斯大學，它的成功堪與我們的“新東方”媲美，而已。
下面這些話也都是信力建先生說的，不是我發(fā)明的——“美國政府把營利性高等教育看做公司或者企業(yè)，沒有直接的稅收減免和土地優(yōu)惠等政策。”“營利性大學不僅要繳稅而且不接受基金、私人和聯(lián)邦、州和當?shù)卣木栀洠涫杖雭碓粗饕菍W費。”請問中國的民辦高校投資者和鼓吹者們，你們很期待中國政府也像美國政府這樣管理私立營利性大學嗎？
捐資興學助學，本是中國傳統(tǒng)商業(yè)倫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秀才出去考舉人，舉人赴京考進士，本地富商應該資助一筆盤纏，還可以去社會形象不佳的壟斷企業(yè)經(jīng)營者——鹽商們那里“敲”一筆，甚至成為定例。可惜這個傳統(tǒng)現(xiàn)在有些中斷了。
當然，賺錢不是罪惡。恰恰相反，如同辦食品廠牟利的同時也在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一樣，辦學校掙錢的同時也能幫很多孩子成才，都是善事。當公立的和社會捐建的學校不敷需求的時候，私人投資辦學即使只為營利，也應該受到政府稅收、土地等等方面的政策鼓勵。這方面我們應該比美國做得更多。
辦事業(yè)與辦企業(yè)，遵循的不是同一個規(guī)律。世界私立高等教育成功的基本規(guī)律，是“捐資”為主而不是“投資”為主。經(jīng)濟學家們在教育問題上發(fā)表的許多“專業(yè)意見”，都是雞跟鴨講。其極端者，甚至有堅決反對免費義務教育的，因為“免費”不符合市場規(guī)律！武訓行乞興學當然就更不符合市場規(guī)律了。
這些年民眾普遍對“教育市場化”怨氣很大，但一些經(jīng)濟學者卻總在批評“教育市場化”的程度遠遠不夠。有哪個國家教育的市場化程度已經(jīng)夠了，請專家們舉例！
(責任編輯：盧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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