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造假狀元”何川洋的責與罰(2)

“要付出應有的代價”

今年，“裸分”（即不含加分）即考了659分的何川洋遇到的，則是另一種不幸。實際上，無需通過民族加分，何川洋即能上北大。甚至，恰恰是他的狀元光環(huán)，引來媒體關注，才一步一步將自己送上“倒霉”之路。

何川洋被北京大學“放棄錄取”了，接著又被香港大學拒之門外。北京大學的理由很清楚，這位重慶高考文科狀元偽造了少數(shù)民族身份以給自己“加分”，盡管他的分數(shù)早超過錄取線，且根本用不著這個所謂的“加分”，但北京大學依舊拒絕這個具有“道德瑕疵”的學生。

根據(jù)《中國青年報》的報道，7月2日，得知自己與北大失之交臂，何川洋把自己鎖在屋里，哭了幾天幾夜；而何川洋的父母，也都已停職。

這原本應當是一個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季節(jié)，誰料其父母舐犢情深，3年前的“這一改”，反倒害了何川洋。

事件曝光后，何業(yè)大通過媒體表達歉意：“愿意接受組織上對我的任何處罰。”同時，希望媒體不要太過關注何川洋。“何川洋沒有享受到加分，民族身份修改的事情，與他沒有關系，修改民族身份是我妹辦的。”

網(wǎng)民卻沒有選擇“原諒”。何業(yè)大的這一舉動，也旋即被網(wǎng)民解讀為“第一時間為何川洋開脫”。

而何川洋接受《成都商報》采訪時，不帶城府的述說，又引發(fā)一場軒然大波。“我其實根本不曉得是怎么回事。爺爺、奶奶都在包帕子、背背簍，我認為這就是土家族的特征。”何川洋繼而認為，對于自己民族身份被改之事，自己其實并非故意。

“簡直是天方夜譚，一個高中畢業(yè)生竟不知自己的民族成分，就憑這一點北大就該對其拒絕錄取！”這次對話幾乎成為一道導火索，網(wǎng)民認為何川洋的答復是在挑戰(zhàn)誠信，“起了個壞頭，他的行為要付出應有的代價”。

“加分范圍越窄越好”

何川洋事件的背后，是發(fā)端于高考恢復之初的“高考加分制度”。自1977年高考恢復，歷經幾十年的嘗試，該加分制度逐漸暴露其弊端。為了能獲得加分，有人不惜改名，有人改族籍，有人拼命地搞到省、市三好學生、優(yōu)秀學生干部，有人行賄，有人受賄，有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通向大學的道路上，除了汗水與堅毅，“關系”、“票子”也成為一道“景觀”。

除了民族加分，體育加分亂象歷來突出。據(jù)媒體報道，“假體育加分”主要采取“假打”和“槍手”代考的方式。有重大比賽時，學校讓真運動員與欲辦二級運動員證書的學生共同前往比賽場地，由真運動員上場比賽，如果取得名次，則真假運動員合影，由假運動員支付給真運動員“辛苦費”，最后讓假運動員辦二級運動員證書。

其實，早在2006年高考錄取中，湖南省就曾出現(xiàn)數(shù)百名跑幾圈就氣喘吁吁、使出“吃奶”的力氣也將鉛球扔不出幾米遠的“省級運動員”，將“高考加分”制度推向信任危機的頂端。

這一系列的加分亂象，加之2008年發(fā)生于重慶的劉超然事件，已經令重慶市教委意識到加分政策問題的嚴重性。

來自于重慶市教委的文件稱：針對近年來部分體育尖子生成績弄虛作假的現(xiàn)象，重慶著重對體育加分政策進行了調整，2009年起，取消跆拳道、散打項目。

據(jù)《南方周末》報道，取消的加分類別還包括重慶市級三好學生、優(yōu)秀學生干部；足球加分從每隊申報15名減少為11名；排球、乒乓球加分均從名次前8名減少為前6名。重慶市教委一位負責人表示：“總的原則是，加分越少越好，范圍越窄越好，盡量減少通過不當加分造成的不公平，減少鉆空子現(xiàn)象。”

伴隨體育加分逐步緊縮，民族加分制度依舊牢不可破。何川洋事件后，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認為，民族身份加分制度是個好政策，應該繼續(xù)堅持，并且適當擴大。不能因為個別事件的發(fā)生，就因噎廢食，改掉這個政策。

“一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或者偏遠地區(qū)的教育，特別是初等教育，確實是有待提高的。高考民族身份加分就是要在這方面作一個補償，讓少數(shù)民族有更多的機會融入中華大家庭，是整個中國民族融合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關鍵是要對政策執(zhí)行過程實施嚴格的監(jiān)督，防止造假，而不是廢止這個制度。”盧曉東說。

“這點挫折算不了什么”

盧曉東希望北大不要取消何川洋的錄取資格，“更應該對考生父母采取嚴厲處罰，何川洋的高考成績與民族身份無關，社會應當給何川洋機會”。

也逐漸開始有人反思，何川洋的背后，其實是高考加分制度的弊病。“這都是加分制度給逼出來的，別人都在想辦法加分，你不加；或者父母幫你加好分了，你倒過來去舉報父母，這是何等高度的道德要求？”

周澤告訴記者：“其實，誰的父母不想給孩子弄一個加分資格，問題顯然不在于此，而在于負責戶籍管理、民族事務管理的有關部門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

“不錯，何川洋的民族成分造假了。但從媒體報道反映的事實來看，這完全是其父母所為，而且是其上高中之前的事。當時，何川洋還只是一個初中生，年齡不到14歲，如何去理解父母行為的性質？即或何川洋后來知道父母為自己改了民族成分，在木已成舟、戶口簿上已經是少數(shù)民族的情況下，要求其在高考填表時‘撥亂反正’，再改成‘漢族’，如何可能（根據(jù)民辦(政法)發(fā)[2009]121號文規(guī)定，‘考生民族成分的確認，應堅持考生本人所填報的民族成分與考生的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內容相一致的認定辦法’。如果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早就改成少數(shù)民族，參加高考時，何川洋當然也只能填少數(shù)民族，否則將面臨的是又一次的繁復更改程序）？”周澤說。

而國家民委、教育部、公安部三部委辦公廳聯(lián)合發(fā)布的民辦(政法)發(fā)[2009]121號文，即《關于嚴格執(zhí)行變更民族成分有關規(guī)定的通知》，在周澤看來，“只是一個行政指導文件，如果涉及對公民受教育權的剝奪，是不具備法律效力的。”

周澤告訴記者，該文件于2009年4月才發(fā)布，何川洋之事發(fā)生于幾年之前，該文件是否能適用于幾年前發(fā)生之事，且用來剝奪一個學生的受教育權，“值得商榷”。

然而，重慶市招生自考辦公室的處理決定，以及教育部對此的肯定，令何川洋事件落下帷幕。一個“裸分”即能上北大的學生，一次發(fā)生于何川洋14歲時的民族身份更改，且是完全由其父母操刀，是否需要嚴苛至完全取消錄取資格的懲罰？周澤期望何川洋提起行政訴訟。接受記者采訪時，蕭功秦則更顯樂觀：“18歲的中學生也不小了，這點小挫折算不了什么。”

　　(責任編輯：盧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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