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當為教育體制改革突破口(2)

高考制度改革研究是一種探討未知問題的活動，這種活動的目標首先是求真，其次是求實。求真和求實有時可以合而為一，有時需要分開進行。在具體的高考理論研究中，有些研究的目標是改革思路，亦即高考在理論上應該怎么做的問題；有些研究的目標是改革方案，亦即高考實踐上應該怎么做的問題。對于高考改革方案而言，無疑是要因地制宜，具有現實操作性。但對于高考改革思路而言，卻是可以不完全以現實性為標準，而以合理性亦即是否符合教育及高考規律為標準的。在一些人責難倡言徹底改革高考制度的觀點為“脫離實際”的背后，是他們認定的高考改革研究不能超越某種界限的預設，否則就會被視為“脫離實際”。這種要求顯然與科學研究的精神和方法不相符。

高考改革的理論研究不僅存在著“求思路”與“求方案”的層次差異問題，更存在著一個前提性目標問題。亦即高考改革的理論研究是要促成一個以教育自己內在目的和邏輯為基礎的自主性教育，還是要幫助維持一個以滿足教育外部某種社會要素的某些需要為目的的他主性教育？是要促成一個多樣化的教育形態，還是要維持一個單一性教育形態？高考改革是要奠基教育在高考中的主體地位，還是繼續讓專門的教育機構成為實際上的旁觀者，而由政府的教育行政機構來主導高考？毋庸置疑，這些問題是高考理論研究的前提性問題，也是與高考制度改革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密切相關的原則性問題。如果在這些問題上步入“歧途”，具體的研究就極可能成為“盲人摸象”，只能“研究”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權宜性對策，難以徹底解決高考問題。這種現象啟示我們，在高考制度改革研究中，理論上的求真比實踐上的求實更重要，對高考以及教育進步的意義更重大。

高考改革在本質上是一種超越和變革的活動，要實現對高考現實的變革和超越，必然需要合理的理論來引導。這個理論對高考制度改革而言非常重要，它不應該是詮釋或辯護性、順應或服從性的，而應該是超越或顛覆性、革新或替代性的。

教育是一個理想的事業，沒有理想，很難進行真正的教育。試看中國教育史上的先賢們哪一個不是理想主義者。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是這樣，唐文治、梅貽琦、竺可楨也是這樣，他們都是在自己的教育理想支配下才成為教育家的。如果沒有他們的“脫離實際”，能有我國輝煌的現代教育歷史嗎？事實上，審視我國的現代教育史，可見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等先賢們的教育理想其所以能夠實現，完全是因為在他們所處的時代中，教育是一個能夠包容各種體制和文化的多樣化形態。在這種教育形態中，各種教育制度和思想并存，不同的教育思想相互促進和制約，他們的改革可以與其他教育方式并行不悖，互相包容，形成了教育領域中生機勃勃的競爭和促進局面。今天之所以會有主張高考徹底改革者與反對這種改革者之間觀點完全對立的現象，是因為我們今天的教育形態是一種單一化的形態，高考的方式只能有一種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主張高考徹底改革者還是反對這種改革者，他們所依據的社會實際，都可能只是他們自己認定或認可的“實際”，而并非客觀或全面意義上的“實際”。他們按照自己認定的“實際”所得出的研究結論，也極容易否定對方的觀點。當然，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并非是研究者們自身的原因，而是由政府對教育單一化管理的體制造成的。

　　(責任編輯：盧雁明)

　　特別說明：由于各省份高考政策等信息的不斷調整與變化，育路高考網所提供的所有考試信息僅供考生及家長參考，敬請考生及家長以權威部門公布的正式信息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