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職法律碩士法制史主觀題精講

　　試題1：

　　《禮記·大傳》：“一曰親親;二曰尊尊。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后樂。”

　　分析：

　　(1)該段文字反映的是西周時期禮的基本原則及其作用。

　　(2)該段文字的基本含義是，第一謂之“親親”，就是親近以父母為首的親屬，第二謂之尊尊，就是尊敬以君主為首的貴族。只有實行“親親”，才能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才能敬仰宗族，敬仰宗族，才能團結全體貴族，團結全體貴族，才能宗廟嚴，宗廟才能重視天下社稷，重視社稷才能使人民安定，人民安定才能財富充足，財富充足才能眾志成城，眾志成城才能形成禮儀風俗，禮儀風俗形成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

　　(3)西周統治者總結商紂倒行逆施，眾叛親離導致的商朝滅亡的教訓，認為立法、施政必須貫徹“親親”、“尊尊”等禮的基本原則。所謂“親親”，就是強調男女有別，長幼有序;每個人都親愛自己的親屬，特別是親敬以父權家長、族長、宗主為中心的親屬。因此，“親親”實際是一條以孝為核心，同時體現男尊女卑關系的宗法倫理原則，旨在維護家庭、家族紀宗族內部的倫理道德秩序。而“尊尊”則要求下級對上級、小宗對大宗、臣民對君長絕對服從與尊敬，嚴守社會等級秩序，嚴禁違法僭越。所以，“尊尊”實際是一條以忠為核心的等級差別原則，旨在維護整個國家的君臣貴賤秩序。

　　(4)規定“親親”、“尊尊”制度的意義在于，只有實行“尊尊”、“親親”，才能實現其鞏固統治國家，維護奴隸主貴族專政的根本目的。

　　試題2：

　　《禮記·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訟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三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祈禱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成不莊。”

　　分析：

　　(1)該段文字反映了西周時期“禮”的性質和作用。

　　(2)倫理道德和仁義，沒有禮的規范就不能形成;教化禮訓和正定風俗，沒有禮的規范就不能完備;分歧爭議以及訴訟活動，沒有禮的作用就不能決定;君王臣下，父子兄弟，沒有禮的規范就無法界定;從學拜師，沒有禮的規范就難以親定;朝制列班、軍事治理、官吏管理、執法，沒有禮則無法運行;搞祭祀活動，沒有禮的規范就不會誠實莊重。

　　(3)該段文字表明，在西周時期，禮作為一種積極規范，已經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起著實際的調整作用。當時上至國家根本方針、組織制度，下社會成員的生活，都受到禮的制約。周禮已經滲透到各個社會領域，起著廣泛的調整作用。

　　(4)這段文字也表明，西周時期的禮已經具備了法的性質和作用。

　　試題3：

　　《禮記·曲禮上》：“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穎達疏：“禮不下庶人者，謂庶人貧無物為禮”;“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

　　分析：

　　(1)該段文字反映的是西周時期禮與刑的適用及其關系問題。

　　(2)禮儀規范不適用于庶人，如何處刑不適用于大夫及大夫以上的貴族。孔穎達解釋道：禮儀規范不適用于庶人，因為貧賤的庶人沒有貴族能夠享受的禮儀;如何處刑不適用于大夫及大夫以上的貴族，因為制定的五刑、科條三千沒有設定有關大夫的犯罪。并不是說大夫及大夫以上的犯罪不處刑，只不過犯罪后根據八議來確定其罪行的輕重罷了。

　　(3)所謂“禮不下庶人”，首先，制定禮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調整社會的宗法等級秩序，不同的社會關系使用不同的禮進行調整，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適用不同等級的禮;各級貴族享有的禮，庶民百姓不得享用。其次，各級貴族的活動主要靠禮進行規范，而庶人之類的普通民眾則用刑罰來威懾。由于禮本身是一種強制性的行為規范，因此，“禮不下庶人”決不是說禮的規范對庶人沒有約束力。所謂“刑不上大夫”，首先，刑罰的制定主要不是針對大夫以上各級貴族，而是為了防范庶人以下的平民百姓。其次，不同社會等級的人實行同罪異罰，大夫以上各級貴族違法犯罪，一般不適用于普通平民百姓使用的刑罰。所以，大夫以上貴族犯罪不適用一般刑罰，而并非一律不使用刑罰。

　　(4)當然貴族作為特權階層在使用刑罰時，適用“八議”之法，實行臨時決議減免，這體現了特權法的性質。

　　(5)“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僅是西周“禮治”的特點，也是指導西周立法、司法的重要原則。

　　試題4：

　　《尚書·康誥》：“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分析：

　　(1)該段文字反映了西周時期區分故意和過失、慣犯和偶犯的刑罰適用原則。

　　(2)一個人雖犯了小罪，卻不是由于過失，而是一貫犯罪，就是自行不法，即使其罪很小，就不可不殺;反之，一個人罪雖大，但是不是慣犯，又出于過失，雖然按照斷獄的道理處罰其罪，但是罪不致死。在這段文字中，過失被稱為“眚”，故意被稱為“非眚”，偶犯被稱為“非終”，慣犯被稱為“惟終”。

　　(3)該段文字表明，在西周時期，故意和過失犯罪、慣犯與偶犯在觀念上已有所區別。凡是故意犯罪及慣犯都要從重處罰，過失犯罪及偶犯則可減輕處罰，這一原則說明西周時期在刑法理論上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

　　(4)這種以犯罪主觀動機和客觀危害結果為依據定罪量刑、區別對待的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刑法史上的重大發展，對后世刑罰適用原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