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瀏陽砸了17名公務員“飯碗”

    據了解，2008年瀏陽市參加考核的24609名公務員中，經考核有35人不稱職(不合格)，辭退4人，行政開除13人。

    會上，梁仲主要從“工作散漫，失職失責”、“利欲熏心，以權謀私”、“違法亂紀，作風粗暴”、“奢侈浪費，揮霍公款”、“自律不嚴，腐化墮落”五個方面，痛陳了瀏陽一些公務員存在的問題。

    如此“不留情面”的考核，讓瀏陽一些公務員深受震撼，稱“這是瀏陽最嚴肅的一次治吏行動”。他們認為，這說明“今后的考核不會再‘一團和氣’了”。

清理不合格公務員國家早有規定 瀏陽辭退開除17名公務員卻引“地震”

砸了17個“飯碗”為何令聞者失色     

    春節后上班的第一天，在湖南省瀏陽市城管局工作的于某收到了一件特殊的“物品”———一紙辭退令，因為過去一年他連續違紀曠工10天以上，沒能通過年度績效考核。

    與于某有著同樣“禮遇”的還有在瀏陽廣電局古港廣播站工作的楊某。

    所有不光彩名單，由市長梁仲當眾宣布，點名批評面之廣、語氣之強硬前所未有。

    據記者了解，這次丟“飯碗”的除去一些無能違紀的公務員，還有些人觸犯了法律。瀏陽市公路局原局長劉魁榜、瀏陽農業園原主任邱友初、農業園項目融資科原科長尋立之工程科原科長羅會武等人，都因涉嫌貪污受賄等罪，被追究刑事責任而丟了“飯碗”。

    瀏陽市紀委的有關人士向記者透露，在2008年瀏陽市國家工作人員考核中，丟“飯碗”的一共有17人。

    “這是歷年來瀏陽最嚴肅的一次吏治行動”，記者接觸到的瀏陽當地公務員，對這次考核結果給出的評價，如出一轍。

    “一次辭退和開除17名公務員，在我們這里極為少見，看樣子是動真格的了。”說起兩天前的那次公務員大會，瀏陽市某政府機關公務員小張依舊唏噓不已。

    “以前總以為自己進了公務員隊伍，就像進了保險箱，捧著‘鐵飯碗’，但在瀏陽這個地方，績效考核卻成為一項硬指標，公務員都覺得工作壓力很大。”在瀏陽市某政府部門工作的劉先生告訴記者。

    劉先生說，這次的通報結果令我們深感震撼，也給我們全市公務員敲響了警鐘。這次大會后，沒有人敢在崗位上混日子了，大家都真正體會到了績效考核的嚴格性。

    瀏陽不過是依法辦事而已，人們之所以感覺新奇，是因為在全國像瀏陽這樣依法辭退考核不合格公務員，還未形成常態

    “其實，瀏陽市的做法并不奇怪，對考核不合格的、觸犯法律的公務員就該辭退、開除，瀏陽市不過是依法辦事而已。”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唐超華說。

    據了解，早在15年前，我國的公務員退出機制就已初具雛形。

    1993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出臺。條例對公務員辭職辭退、退休分別進行了專章規定，并首次以法規的形式作出了“開除”的規定。

    2006年開始實施的公務員法同樣包含這些內容。公務員法的第八十三條還明確規定：出現“在年度考核中，連續兩年被確定為不稱職的”等五類情況的公務員，均予以辭退。這條規定為公務員的辭退機制提供了法律支持。

    而剛剛過去的2008年，則被許多法律界人士視為“在公務員退出機制上具有突破意義的一年”。

    從2008年年中印發的“反腐五年規劃”中出現“建立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再到此后不久國家公務員局透露的“研究建立公務員交流與正常退出機制，修改完善辭退規定，著手研究起草辭職、回避規定”中，無不透出“公務員退出機制漸行漸近”的味道。

    2008年12月3日，國家公務員局在其官方網站上向社會公布《公務員培訓規定》、《公務員獎勵規定》、《公務員考核規定》三個試行規定。“連續兩年年度考核被確定為不稱職等次的予以辭退”的規定，得到了媒體相當積極的評價。同月8日，《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公布，讓社會各界對“公務員退出機制”又多了一份期待。

    但現實中，這些規定的實施效果究竟如何呢？

    記者在湖南某地公務員群體中調查發現，因考核不稱職而被辭退的案例非常少，公務員只要不是觸犯法律，一般不會被辭退或開除。

    瀏陽市紀委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以往在黨政機關公務員的年度考評中，盡管也存在諸種問題，但在群眾測評這個環節上，大多數人出于人情、關系等多種因素，總是給同事評了稱職或優秀。

    記者從國家人事部網站公布的數據發現，1996年至2003年，全國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務員被辭退，年均辭退率只有0.05%。

    唐超華認為，正是因為在全國像瀏陽市這樣依法辭退考核不合格公務員還沒有形成常態，人們才會對瀏陽市的作法感覺新奇。

    公務員退出機制的建立依舊任重道遠，我國還沒有形成正確看待公務員退出的社會環境，相關配套制度和政策不夠完善

    采訪中記者發現，人們普遍的愿望是，早日實現“公務員從‘鐵飯碗’變成‘瓷飯碗’，‘干部能上能下，公務員能進能退’”，但是，一些了解內情的業內人士則認為，公務員退出機制的建立依舊任重道遠，還有一些制約這一制度發展的深層因素需要跨越。

    張虛仁在瀏陽市某政府機關工作已近三十年，憑借自己多年的親身感受他發現，我國還沒有形成正確看待公務員退出的社會環境。公務員除了由于工作年齡等原因離開職位外，其他原因離職的往往會引起種種猜測。

    “人們沒有把公務員退出作為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總認為‘上’就是榮，是有能力的體現；‘下’就是辱，是不稱職的結果，不能正確對待退出的公務員。”張虛仁說，這種從社會到家庭的偏見，導致退出的公務員要面臨較大的心理壓力。

    據介紹，在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對公務員管理基本屬于包下來的體制，一旦當上了公務員，就意味著生老病死都有了保障，地位隨之提高，只要不犯錯誤，就不會從“官”位上下來。

    “這種思維定勢，對公務員退出機制帶來了一定的阻力。”張虛仁說，由于用人上的不正之風，不可避免地導致極少數該上的公務員上不去，該下的公務員下不來，造成人們的心理錯位，使正常退出的公務員認為自己退出來是因為“關系不夠好”、“后臺不夠硬”，從而不能正確對待和接受。

    張虛仁說，當前實行公務員退出制度的主要困難在于，配套制度和政策不夠完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調整不稱職、不勝任現職的公務員的問題。

    據了解，當前各地往往把公務員退出的重點放在調整不稱職公務員方面，而沒有考慮到即使是“稱職”的公務員也存在一個“下”或“退出”的問題，因此導致公務員正常退出的一些關鍵性制度，如任期制、辭職制等制度的建設滯后。此外，退出的標準不夠科學和準確，也極大地影響了公務員退出制度的實施。當前對公務員退出的標準往往定性的多，定量的少，在實際工作中較難把握。

    “如何引入科學合理的考核考評機制至關重要。”唐超華告訴記者，公務員考核和政府績效評估，是一門復雜的系統工程，如果不能從制度上加以細化，公務員考核機制會落入形式主義，甚至演化成某些單位一把手的一種特權。

    據記者了解，依據最新的考核規定，公務員考核的主要程序是：“在一定范圍內自我述職———主管領導寫評語———本機關負責人確定考核等次”。執行考核的主體是內部化的“主管領導”、“部門負責人”，而缺少作為公務員服務對象的“社會公眾”這一群體，容易造成“惟上不惟下”，仍是一種公務員自說自話的考核。還有，考核的目標、標準、程序規定得比較籠統，“德、能、勤、績、廉”的內涵、界限究竟是什么，難以準確評判操作。

    “這就造成很難全面掌握考核對象情況。通過以此得出的考核結果來作出公務員退出的決定，就很難令被要求‘下來’或‘退出’的公務員信服。”采訪中，很多公務員這樣說。

    據悉，為了使公務員考評考核更趨科學合理，瀏陽市今年還將成立民意調查小組，由統計局向普通百姓發放調查問卷，征求對公務員隊伍的意見和看法。

    梁仲表示，從今年開始瀏陽將全面啟動行政問責制，主動自覺接受監督，不斷提升服務效能，改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 （趙文明 徐松竹 許智 鄧麗霞）

    編后

    應當說，能進不能出，歷來是人事管理的一個痼疾。而實施公務員制度之后，這種情況已經有所好轉，但現行公務員退出機制仍不盡如人意。

    公務員退出難除了公務員本人的原因之外，有關任免機關和公務員主管部門不嚴格依法管理顯然是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建立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的關鍵在于有關部門要嚴格依法辦事，嚴格依法管理公務員。同時，對那些不嚴格依法辦事，不嚴格依法管理公務員的相關人員，應當實行問責制，這樣才能顯示法律的威力和剛性，才能真正建立起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