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考試培訓網

　　外來工圓夢再探索

　　廣東將出臺一系列新舉措，包括從“體制外”選拔逾萬名基層團干，進一步打通新生代農民工上升通道

　　曾劍是“80后”獨生子女，老家在廣西賀州市八步鎮。5年前，他從四川大學工業設計專業本科畢業，隨后在成都一家外企工作。但為追隨女友，他毅然放棄外企的工作，來到肇慶端州區一家川菜館打工，老板是他大學同學的表哥。

　　兩年后，他突然失去了未來的方向。“本想學習餐館的管理經驗，做上三五年，攢夠錢再自己做，但后來發現創業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簡單。”而女朋友朝九晚五并擁有雙休日的體面生活，讓他十分羨慕。

　　為改變現狀，他繼高考之后再一次匯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洪流——參加公務員國家和廣東省招考。但工科出身且畢業數年，與應屆生相比，他沒有任何優勢，幾次“國考”和“省考”都榜上無名。

　　轉機在他最苦悶的時候出現了。2010年9月14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發出《廣東省2010年從優秀外來務工人員中考試錄用基層公務員公告》，開外來務工人員招考制度先河。消息一出，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江門、惠州及肇慶9市的11290名外來務工人員對50個崗位展開了角逐。

　　就在此前一個月，省委書記汪洋熱情邀請100名外來務工人員到省委大院，觀看了反映珠三角外來工生活的電影《所有夢想都開花》。電影結束時，汪洋對他們說：“今天我用這種方式向全社會表達一個理念，要尊重外來工、感謝外來工、厚愛外來工”。

　　一年前還是東莞寮步一家眼鏡廠職工的伍學成，轉型后現在已把自己當成了名副其實的新莞人——戶口已從湖南長沙轉到東莞石龍鎮，他準備買房后把父母從湖南老家接到“新家”居住。

　　而正在伍學成忙著看房時，7月15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再次發出《公告》，從優秀工人、農民中選拔250名基層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員，學歷要求高中(中專、中技)以上——這意味著廣東決定進一步打破學歷和地域對農民工的限制。

　　這兩年來，外地人更快融入廣東的制度禁錮被不斷打開。前不久，南方日報獨家披露廣東將出臺一系列新舉措，包括從“體制外”選拔逾萬名基層團干，進一步打通新生代農民工上升通道。而在5月份，深圳打工妹姚春梅通過一系列考試，成為“圓夢計劃·北大100”的首批學員，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大學夢。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說，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看，外來工為廣東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如果說30多年來，廣東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奇跡得益于新理念、新機制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以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那么廣東要保持發展的后勁，保持社會的穩定和諧、引領中國改革開放，就必須在服務和管理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上探索出新路。

　　融入社區多碰壁

　　“我每次經過車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將要開動的車上嚎啕大哭。”解決留守孩子在廣東上學的問題，外來工才會安心工作

　　幸運如林克存們已經在異鄉感覺到了溫暖，而他們又以自己的視角觀察著更多似微塵般飄蕩在家鄉和珠三角的外來工。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于華去年在富士康調研期間，看到很多青年工人下班后去玩滑滾軸，“這原本是社會性活動，會和朋友們一塊玩，但我們卻發現，他們每個人滑自己的，互不干涉，誰都不認識誰，就像是在打保齡球。”

　　這樣的情景，伍學成在眼鏡廠工作時經常看到。“我所在的工廠算是很人性化的，但有些工廠管理嚴格，等級森嚴，每天工作11個小時以上，工人們住在10多人一間的宿舍。“人的身體、精神都被推向疲勞的極致，沒有任何心情和精力再去享受所謂的生活，這就是宿舍勞動制。”

　　“外來人口沒有社區的概念，他們融入當地的途徑只有工廠。”他聽說，一些住在廠外村子的女工經常遭遇家庭暴力，甚至有被毆打致死的，但在請求所在村的婦聯主任參與調解時卻遭遇尷尬——婦聯主任認為，分內該管的只是戶籍人口。

　　伍學成的感受也是很多農民工專家特別關心的問題，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就多次呼吁：廣東應在工廠外建設社區服務中心，處理農民工工廠外的生活問題，而且一定要有NGO組織參與。

　　深圳寶安區新安街道不足30平方公里卻生活著70萬人口，而戶籍人口不足10萬。林克存當上公務員后很快發現，工資、勞資關系爭議占他日常工作內容的六成以上。

　　有一次，40多名四川農民工因老板欠薪失蹤而聚集到街道。“我們承諾通過變賣廠房償還工錢，但他們仍然要求政府當晚就墊資。”林克存說，工作以來感受最深的是農民工對政府人員不信任的心態，“他們總是認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

　　除了希望加快企業轉型升級外，林克存也在工作中反復向維權的外來工講如何學會和政府部門、廠方打交道，“工作是一輩子的事，他們的維權能力也要不斷加強。”

　　干了大半年城管的伍學成則看到，東莞非常需要加強對流動兒童的服務。“就是這幾天，我每次經過車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將要開動的車上嚎啕大哭，而大人們則在車下邊揮手邊抹眼淚。”他說，解決留守孩子在廣東上學的問題，外來工才會安心工作。

　　他還知道，在東莞橫瀝鎮隔坑村有個社區服務中心，是東莞唯一一家以服務流動人口起家并獲官方認可的社工機構，“150個小學生在這里享受免費才藝暑期和聚會，并接受學費資助。”但對于大部分外來工子女來說，他們的學費依然比本地人高很多，伍學成認為，像隔坑村社區服務中心這樣的機構太少了。

　　南方日報記者采訪的幾個外來工公務員都十分關注這個話題——流動人口的訴求如何盡快與當地政府協調起來。他們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想辦法、出主意。

　　他們表示，實際工作中碰到的大部分外來工對招考公務員以及積分入戶制度都不敢奢望。“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子女學費能否可以降到跟本地人一樣低，維權時能否有更順暢的渠道，而平時生活能否有足夠的社工服務和NGO組織的關懷。”

　　好在外來工公務員們所感知的問題已經隨著廣東創新社會管理有了解決辦法——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決定對社會組織下放權力，到“十二五”末，達到每萬人有5個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達到常住人口的10%，并為上千萬人的社會組織提供廣闊平臺和空間，采取寬松的管理方式。

　　外來工公務員

　　納入公務員統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李丹陽：

　　聲音

　　一年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李丹陽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廣東的外來工公務員招考對象嚴格意義上講屬于“南漂”，有高學歷、接受過正規教育，這僅僅是龐大外來工群體中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整個群體。

　　“政策破冰后，今后的招考應逐漸過渡到不以學歷為導向，更應強調專業技能，以技能代替學歷，如果某些技能強但缺乏學歷的外來務工人員，能去與其所擅長技術相關的崗位，他們會做得更好。”因此，他建議廣東招考思路與設計要繼續調整。

　　李丹陽的建議變成了現實。今年，廣東再次打破學歷、戶籍限制，將學歷標準降低到中專，從優秀工人、農民中選拔250名基層公務員(含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單位工作人員)和事業單位職員。

　　即便如此，大部分外來工還是感覺能搭上公務員這班車的希望極為渺茫。高中畢業、在廣州番禺一家模具廠打工的小廖，同樣希望通過考公務員改變自己的命運。“雖然門檻降低，我拿到了報考的資格，但其實估計并沒增加多少勝算，與同樣參加考試的大學生甚至是研究生相比，自己確實沒有多少優勢。”小廖說。

　　小廖的擔心是因為招考只有120個職位，但有1.56萬名外來工參與競爭。僅廣州考區就有7714名外來工競逐33個崗位，“突圍”的難度可想而知。

　　記者在采訪中還發現，有不少不在企業工作的外來工被擋在了報考大門外。一位在深圳某區政府大院當保安的外來工告訴記者，他聽到這個消息也很想報考，但打電話去咨詢，卻被告知沒有資格，原因是沒有在企業工作的經驗。“我有一個在企業當保安的老鄉報名了，我為什么不可以，不都是保安嗎?”

　　李丹陽認為，當前因為廣東社會管理壓力巨大，加上外來人口的管理問題突出，該政策出臺算是正當其時。但他認為，這項政策更多還是“象征性”意義，如果不納入公務員統招體制內，恐難長久。

　　“我的很多老鄉都在擔心是不是招錄一兩次后，接下來幾年突然就沒有了。”曾劍說。

　　李丹陽建議，廣東應該考慮把外來工公務員也納入公務員的規劃中，而不是特殊、獨立的一項政策。

　　打通新生代農民工上升渠道政策意義重大，林克存等“先行者”在工作中感受到了。

　　“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土地，唯一的道路就是通向城市的生活，如果越是追逐這個夢想卻越難以實現，打工的希望就會崩塌，所以我在工作中經常感受到社會的怨氣和緊張。”林克存說，自己也曾是外來工，深知憑自己的能力改變命運，是無數外來工留在廣東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