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考試培訓網

    11個面向大學生村官招錄的公務員崗位，竟有兩個崗位因報名人數未滿3人而未能開考。在江蘇揚州，原本想象中應該“熱門得不行”的公務員定向招錄工作，如今卻變得有些“冷清”。

    公務員招考季節，以往本是揚州市委組織部青干處處長陸志林忙得焦頭爛額的時節。按照以往慣例，這段時間，大學生村官等服務基層人員的電話咨詢一個接一個，“按道理，應該忙得不得了，因為很多人都想考公務員。”

    而在今年的招考季節，他不得不拿起電話，主動給自己相熟的、平時表現不錯的大學生村官打電話：“公務員定向招錄的短信收到沒有？有沒有興趣報考呢？”

    電話那頭，是2008年上崗的大學生村官、高郵市卸甲鎮虎頭村黨支部副書記鄒主東，他婉言謝絕了陸志林的好意：“我覺得在村里待著挺好的，沒有必要再去擠這‘考公’的獨木橋了。”

    小鄒此時尚不知道，今年的揚州公務員考試，對于大學生村官而言，早已談不上“擠獨木橋”了。

    “170多名符合報名條件的、服務期滿的大學生村官，只有大約50人報名這次定向招錄考試。”撂下電話，陸志林算了算，只有約30%的服務期滿大學生村官報考公務員，崗位的報名、錄取比例約為5∶1，錄取成功率為當地面向社會公開招考公務員的10倍。

    幾通電話打下來，陸志林心里暗暗高興。在揚州的大學生村官心目中，公務員考錄正從原來的“香餑餑”朝著“少人問津”的方向發展，“說明我們多年來對大學生村官的扶持起到了作用，有效果了。”

    如果離開，“對不起組織部門，對不起老村支書，對不起自己的事業”

    與那些畢業后無論如何都要“守”在城市的同學相比，如今，當年毅然決定回農村的鄭福源的日子顯然要“好過許多”。他現在是儀征市大儀鎮路南村黨委書記，手頭有兩個創業項目，一個是金針菇工廠化生產，一個是大棚蔬菜基地，年收入10萬元起。

    他用3個“對不起”來講述自己未報考市直機關公務員的理由“對不起組織部門，對不起老村支書，對不起自己的事業”。

    3年的村官生涯，留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組織部門、村支書對自己的幫扶，點滴小事他都記在心頭。

    剛進村時，組織部門給每一名村官都配備了“5個1”硬件一臺筆記本電腦、一部電動車、一部手機、一間宿舍、一個大學生村官驛站，此外，還有兩年免費上網服務。

    “當時剛畢業，就算是考進外企的同學，也沒見過這么好的待遇！”鄭福源最喜歡“村官驛站”，那里有圖書室、健身房、計算機室，還有帶衛生間的標準間，“就在儀征市里，我們大學生村官常在那里聚會。”

    緊接著，時值村兩委班子換屆，老村支書力挺他當村黨委副書記。村支書向參與投票的80多位黨員重點介紹了新來的鄭福源。

    鄭福源是個能干的小伙子。在組織部門統一發起的大學生村官“百戶調查”活動中，他主動與百余戶村民建立聯系，并撰寫了民情日記和調查報告。村里那個過去戴著有色眼鏡看鄭福源的有錢人，在享受了他數十次無償上門維修電腦的服務后，稱贊說：“這種技術活兒，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村里的老大媽、老大爺，常常能搭上鄭福源的電瓶車去鎮上買東西；還有那些來村部辦事兒的村民，他們發現，把事兒交給鄭福源總能得到“回音”：他能辦的事兒會直接給你辦妥，不能辦的時候，會親自帶你去能辦的部門辦妥。

    再后來，就是創業。創業過程中，小鄭記得最多的不是多少“艱辛坎坷”，而是各方對他的“幫助扶持”。他心中有一本清晰的、接受幫扶的賬本。創業初期，組織部門介紹了一個金針菇大戶給他，指導他，并最終實現合伙；拿過若干次政府貼息的貸款，總計24萬元，兩年還清；大棚蔬菜基地起步時，農委資助了價值10萬元的大棚；每月都有經組織部門介紹來的種養殖專家，上門進行技術指導；2009年年底死了一批西紅柿苗，組織部門搭橋介紹了姚老師、蕭老師前來幫忙，以優惠價賣了一部分蔬菜苗給他，還送了一部分苗子。

    如今，3年服務期滿后的鄭福源，實在“不好意思”離開基層，“得了那么多幫扶，又夯實了自己的事業，為啥還要走？”

    據悉，揚州1500余名大學生村官中，像鄭福源一樣形成一定規模創業者有287名，擔任村、社區兩委正職的有115人，9人進入鄉鎮兩委班子。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即將或已經服務期滿的“老村官”，選擇留在基層是他們不二的選擇。

    在基層“有朋友”、“吃得開”、“有干頭”

    一個月前，大學生村官、江都市邵伯鎮許莊村黨支部書記秦杰養殖的第一批揚州大白鵝出欄，共有2000只，目前尚未盈利。下一步，他打算再搞一個有機蔬菜種植基地，“70畝地，用鵝糞當肥料”。

    在揚州的大學生村官中，秦杰算不上創業最成功、掙錢最多的一個，他甚至尚未開始盈利，但他同樣放棄了在旁人看來非常“寶貴”的公務員定向招錄機會，理由是“不實惠”。

    農村工作，給秦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比如招商引資，比如拆遷造路，比如與人相處，“一個村書記接觸的人和事兒，要比市直機關一個科級干部接觸的多得多，也復雜的多”。

    基層3年，秦杰最突出的感受是“有朋友”、“吃得開”、“有干頭”。

    一些朋友，尤其是投緣的好朋友，不在基層是交不到的。就拿“省級公路通過許莊村”這個項目來說，秦杰要接觸交通局、測繪局、土管局等各個部門的人，還要回村里跟百姓宣講、解釋，“接觸多了，大家就都成了朋友，以后有啥事都好辦；但如果在市里，一個科級文員，能做什么？能接觸多少人？”

    他在地稅部門有個好朋友，是一名局長，“他會告訴我一些對村里創收有幫助的政策，讓我申請。”最近一次，村里的企業繳納地稅，根據政策，村集體能從中扣下一部分使用，“比如企業交5萬元地稅，政策范圍內，我能申請將其中的3萬元給村集體。”

    如果小秦不是大學生村官，是無論如何也交不到這樣的好朋友的。根據揚州市委組織部的規定，每一名大學生村官都能與市級或縣市級兩套班子成員結對，還能與各職能部門的相關負責人結對，“局長朋友”其實就是小秦的結對對象之一。

    今年5月，小秦還與自己的村官女友一起，參加了由揚州市委組織部安排的大學生村官集體婚禮，“我倆都是大學生村官，都在農村，都不想離開。”

    明年將要服務期滿的、目前暫無創業項目的大學生村官李娟也不愿意離開基層。她是儀征市新集鎮花園村黨支部書記，她的父親也曾經是一名“老村官”，父女倆商量了一下，“還是待在基層好”。

    按照父親的說法，國家重視“三農”工作，大學生村官又是農村建設的重要后備力量，“肯定有前途”。

    “城里的辦公室工作你能做，別人也能做；農村的工作，就未必人人都能做了，如果你能做，就是一把好手。”李娟認為，考上市直機關公務員最多只能接觸一條線的工作，接觸的面不廣，鍛煉的機會不多，“我在村里，對上要爭取政策支持，對下要鼓勵大家干活，還要得到村民認可，難度大多了。”

    大力扶持大學生村官，是否有必要？有效果？

    看到揚州大學生村官的生活、工作現狀，一些人不禁會問，創業有貼息貸款、財政撥款，農業技術有專家指導，生活有待遇優厚的“5個1”撐腰，工作有市領導、各部門負責人結對幫扶，組織部門如此大力地扶持大學生村官是否有必要？效果又如何？

    對此，揚州市委組織部青干處處長陸志林認為，組織部門大力扶持大學生村官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在農村成才，并且留在基層，為基層服務。從效果上來看，今年的公務員定向招錄“遇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效果，“大學生在農村感到有用武之地了，他就愿意留下。而且今年有很大一部分人愿意留下。”

    高郵市卸甲鎮虎頭村黨支部副書記、東北小伙子鄒主東的“舉家遷徙”就能說明問題。2009年3月，鄒主東就將父母一起從吉林農村接到虎頭村“定居”，“打算在揚州安家了”。

    因為是大學生村官，干活兒又勤快，這個東北小伙子迅速地在揚州農村“吃開了”，他在虎頭村辦起了一個170畝地蔬果種植基地，雇用工人58人，每人每天50元工錢。

    鄒主東說，農林局蔬菜處處長是他的技術指導老師，廣電、稅務、工商、司法等部門都有他的結對老師，高郵市委書記也是他的結對老師。

    有一次，他的大棚因天氣不好、缺乏水利灌溉系統而欠收，與他結對的相關單位領導幾天時間就批了10萬元給他，用于修繕水系；合作社要辦營業執照，普通人去辦怎么著也得一個星期時間，他以大學生村官的身份可以走“綠色通道”，一天就能辦完；創業初期缺乏擔保，貸款無望，鄉鎮黨委書記和組織科科長帶著他去銀行貸了5萬元；一個月前，組織部門還帶著大學生村官們去了趟臺灣，學習那里的現代農業建設。

    組織部門的這種大力扶持，落到每一名被扶持的大學生村官身上，就是一股暖暖的“基層情”，這份情成為他們選擇留在基層的重要原因，“干得那么開心，還要走？”

    陸志林介紹，組織部門的幫扶實際上也是“張弛有度”的。以揚州市財政拿出的500萬元大學生村官創業基金來說，分為10萬元、8萬元和4萬元三檔，要求借款者分3年、按照30%、30%、40%的比例還清，也可循環續借。

    這筆錢的使用，將直接受到揚州“大學生村官創業服務中心”工作人員以及所有與該村官結對的縣（市、區）、鄉鎮領導的監管，“如果經多方證明其創業失敗，且無能力償還借款者，會酌情免還部分或全部借款。”

    據悉，揚州市170個大學生村官創業項目中，目前已有73個項目得到該筆資金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