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云，直指當下。

　　歷史是由群眾締造的，但關鍵人物的一筆往往特別醒目。在中醫的近代發展中，民國政府首腦要人們的態度堪可玩味。

　　孫中山“不服中藥”識中醫

　　眾所周知，出生于廣東香山縣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早年學西醫畢業，曾在澳門和廣州行醫，后來才放棄醫務投身革命事業。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他對中醫是什么態度呢？

　　“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藥。”這是孫中山曾對著名中醫葛廉夫說的一句話。1925年元旦剛過不久，孫中山先生病情加劇，中外醫生診治之后，認為必須手術。但是此時孫中山先生年已六十，家屬和部下都擔心他體力不支，不能決定。1月24日，孫中山與葛廉夫見面，說了上面那句話。

　　但這句話，并不表明孫中山厭惡中醫。他開門見山向葛廉夫表明自己“不服中藥”后，接著又說自己“常喜聆中醫妙論”，請葛廉夫“以中理測我病機”，又請葛廉夫擬一中藥方。葛氏開了一劑復脈湯加減，并為孫中山解釋了用藥的機理。孫中山說：“我平生未服過中藥，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藥方，轉示西醫，使師君之法，改用西藥，以為何如？”葛廉夫說：“鄙人不知西醫、西藥能代與否，不敢妄答。”最終，孫中山未服葛廉夫的中藥。

　　1月26日上午，孫中山入住協和醫院進行手術。打開腹腔后，斷定是肝癌晚期，無法施治。所以在將肝部的膿吸出以后，只好縫合起來。2月17日，劉瑞恒正式以英文通知家屬，認為已無法治療。在這種情況下，家屬們主張試行中醫治療。但孫中山認為：“在醫院受西醫診視，而陰服中藥，以不誠待人，此絕不可以。如必須用中醫，須遷出醫院再議。”2月18日，孫中山辦理出院手續，遷至鐵獅子胡同行館。有人推薦中醫陸仲安，陸仲安診視后，處以益氣養陰柔肝方。孫中山服藥后，身體狀況大為好轉，腳腫消盡。后來孫中山腹水嚴重，江蘇中醫王子賢又為其處方“五皮飲”加減，服后小便通暢，癥狀減輕，孫中山贊許說“中醫有中醫的特長”。然而由于病情無可挽回，孫中山在3月12日辭世。

　　從孫中山臨終的經歷和態度來看，他所說的“不服中藥”，并非因其“不科學”而抵觸，純粹是一種個人習慣而已。因他曾是西醫，平時有病自己即已解決，所以未用過中藥。但顯然他對中醫藥的理論很有興趣并有一定的認識，而且最終也接受了服用中藥。

　　汪精衛的搖擺兩端

　　孫中山臨終前，汪精衛一直侍奉在其身邊。請中醫為孫中山診病，他也是同意的。當時，西醫湯爾和在《晨報》上發表《關于孫中山病狀的疑問》，質問說：“我敢放肆說一句，中醫要講醫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這種‘數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給他制裁？”

　　當時的汪精衛立刻回擊湯爾和說：“凡是有科學思想的人，都是很虛心的，都知道現在的科學對于世界萬物所知道的還很少，所不知道的還是很多。”拒絕嘗試中醫，無異是“頑固派”。

　　可是，如此為中醫仗義執言的汪精衛，卻在1933年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國醫條例》時發言說：“國醫言陰陽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學上實無根據，至國藥全無分析，治病效能，殊為渺茫。本人患病經驗，深受國醫國藥之誤，主張純采用西醫西藥，根本廢除國醫國藥，凡屬中醫，不準執業。全國中藥店，限令歇業。”

　　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一直阻止《中醫條例》的通過。不過，在1935年他母親被名醫施今墨治好之后，他對中醫態度又一次大為改變。在抗戰時投敵后主持偽政府期間，也未采取限制中醫的措施。這些情況此前已作介紹。

　　汪精衛后來也找中醫看病，還因此衍生出有關他死因的一種民間版本——傳說有位愛國中醫“劉一帖”，利用汪的信任，給他貼了用毒藥制成的膏藥，令其傷重不治。

　　這個傳說多少有點影子，實際上為他看病的是廣東中醫陳漢懷。陳漢懷曾經為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看病，陳璧君要他也給汪精衛開藥。陳開了含有安神藥物朱砂等的處方，有一定的效果，使汪精衛晚上得以時時小睡。后來，日本專家檢查處方說朱砂有毒性，陳漢懷擔心萬一病情有變說不清楚，趕忙辭別。然而由于他曾為汪精衛看病，已引起南京中醫界的不滿，無法再在當地立足，不得不另赴上海謀生。這一事件，反映了汪精衛為國人不齒的漢奸形象。

　　汪精衛個人對中醫態度搖擺不定，但就其作為而論，他對《中醫條例》的阻撓對中醫的發展起了十分負面的作用。

　　蔣介石支持中醫有權謀

　　民國時期中西醫之爭最激烈的階段，都是蔣介石在掌權。蔣介石對中醫的態度如何呢？

　　1929年，為反擊“廢止中醫案”，中醫組織請愿團到南京請愿，請求面見蔣介石。“時蔣主席已赴三全大會，由國府要員代見，略謂主席對于貴團請愿，極為重視云云”。

　　1929年12月，因教育部將中醫學校改為傳習所和衛生部禁止中醫稱醫院等問題，中醫界進行了第二次請愿。請愿團報告載，12月20日，“先至國府，蔣主席特派親信秘書朱文中君延見。代表等縷述請愿意旨后，朱君即謂主席對于此來請愿，極為注意，良以中國醫藥具有悠久之歷史，著有優良之治效，政府自當依據民眾之信仰與需要，促其發揚光大。據呈各節，主席極肯負責令知主管機關，予以維護云云”。23日請愿團獲得了國民政府文官處有關“撤銷一切禁錮中醫法令”的公函。

　　以后，每逢中西醫爭持不下的重要時刻，中醫對蔣氏都有所寄望。但是，在圍繞《中醫條例》等的各次紛爭中，卻一直未見到蔣有何關注或回應。

　　抗戰后，1948年3月17日“國醫節”，蔣介石意外地特頒訓詞說：“中醫界同人沉……于民族保健之功，良足稱道……所望淬礪奮發，窮究極研，本數千年之寶貴經驗，而予以有系統之科學詮證，然后我國醫學乃能璨然大明，并與世界各國齊架而無愧矣！”

　　其實，留意蔣介石對中醫有所積極表示之時，往往是他在政治上的關鍵時刻。

　　1929年中醫請愿時，蔣正面臨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的挑戰，迫切需要鞏固國民政府。據當時接見請愿團國民黨三全大會秘書長葉楚傖也說，“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醫提出廢止中醫問題，動搖了民間擁護政府的情緒，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對政府，使政府受到許多打擊”，還說最高當局（應指蔣介石）曾經當面詢問時任衛生部長的薛篤弼。由此可見，蔣介石希望這一事件盡快平息。

　　1948年的國醫節，則正是“國民大會”召開前夕，蔣介石要在本屆大會上競選“總統”。而前段時期中醫請愿不斷，1947年還鬧出了全國中醫師會公鄭曼青等闖入政府所在地絕食3日的大事。這個時候特頒訓詞，恐怕也是安撫中醫、爭取部分民意的一個手段吧。

　　蔣介石處理中西醫問題，更多體現的是政治權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