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云，直指當下。

　　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改變的另一個表現，是市民權利意識大為增強，各種訴訟大為增多。其中有關醫療的糾紛案件也紛紛出現。對于中醫來說，在醫訟案件的處理中，就存在一個醫療鑒定權利的問題，需要爭取和解決。

　　反對西醫鑒定中醫

　　在西醫占據衛生行政主體的民國，中醫醫訟案件經常面臨被西醫鑒定的問題。

　　1929年2月，浙江鄞縣地方法院檢察官起訴當地中醫鄭蓉孫。案情如下：某張姓當地人其子志元未滿2歲，因發熱并周身紅點，于是請醫生鄭蓉孫治療。診斷為麻疹，開方有生石膏兩半、生大黃二錢等。藥后癥狀未減，兩次復診仍無效，于是轉請董庭瑤醫生診治，用藥也以生石膏、生大黃為主，但仍未效。不久小兒口鼻流血，最終死亡。家屬告到法院后，法院委托當地醫院西醫應錫藩進行鑒定。鑒定意見認為，醫生在麻疹未透發時過早應用寒涼藥物，檢察官據此提起訴訟。

　　應錫藩的鑒定，似無不妥，他了解中醫有關麻疹未透發之時不能寒涼遏阻的觀點，所說是符合中醫理論的。但由于他身為西醫，在中西論爭方熾的1929年，自不能令被告人心服。鄭、董二人求助于寧波中醫協會。寧波中醫協會開會討論認定：“中西醫術向屬異途，中醫無西醫之學識經驗，西醫亦無中醫之學識經驗，是各自為學，不能相通。……目前西醫處心積慮力謀根本推翻中醫，其反對地位正若水火之不相合。是此次馮檢察官將鄭蓉孫等中醫所開之藥方不發交中醫專家研究，而竟發交西醫應錫藩鑒定，似屬有意摧殘中醫；應錫藩西醫對于鄭蓉孫等中醫所開之藥方，不肯辭以不敏，而竟妄行鑒定，似屬乘機推翻中醫。”

　　寧波中醫協會認為此案的最大問題在于鑒定人的資質上，當即就此向國民政府衛生部上書，要求向司法部交涉；又向全國各中醫團體通電，表明“事關全國中醫大局，務希共同急起力爭”。但衛生部認為此案已由地方法院審理，不應干預，未予回應。

　　近代上海外科名醫顧筱巖，一次為人開刀之后，病者流血過多，死在他的診所中。警察分局會同衛生局處理，將顧筱巖帶到警局辦理交保，同時將顧氏的開業執照取下，交給衛生局。后來，死者的家人在法庭上承認死者平時有心臟病，法庭認為其因驚惶過度而死，乃判顧筱巖無罪釋放。可是衛生局扣押著不發還顧的中醫師執照。中醫團體多次遞交公文爭取發還，“但是衛生局高級人員是一位西醫，看了公文不知如何批復，一百個不理，弄到顧筱巖幾個月不能開業”。

　　這些情況說明，在西醫主導的醫療行政機構里，中醫很難通過醫學道理爭取權利。而且西醫一向歧視中醫，由西醫主導的鑒定肯定無法令中醫信服。

　　中醫參與司法鑒證

　　由于中醫的力爭，個別地方逐漸重視中醫的意見。尤其在中醫得到陳濟棠大力支持的廣東，中醫參與司法的情況漸漸增多。

　　1929年，廣東高等法院曾就一宗死亡案咨詢廣東中醫公會，案情是梁蘇氏被告用刨花煲牛肉毒殺親夫，而辯護人則認為“被害人系因夾色致死”。法院征詢：“刨花煲牛肉，能否令人致死？須用至如何程度及若干分量，始能令人致死？又夾色癥，須經過多少時間乃能斃命？”

　　廣東中醫公會答復指出：“牛肉煲久，既經火候足，水量多，無膠可見，則是刨花之性質分薄，其膠粘又減少，未必食即弊命。”“或者其原人體虛寒，前患夾色，后又夾食……夾色病癥，乃俗稱名詞，考其真相，實因房事縱度，病分輕重，總不離直中少陰。倘諱疾忌醫，輕癥只可延至七日，重癥則朝不保夕矣。”

　　這個案例里，如果不是充分了解廣東民間煲湯風俗，熟識有關藥材湯料性能，就很難判斷情況；而辯護人所認為、中醫公會也認同的死者真正死因為“夾色”，這是中醫特有的名詞，若由西醫鑒定就難以理解了。

　　1934年，在陳濟棠直接支持下成立的廣州國醫研究會，也收到地方法院各種案件的鑒定請求。如一案如下：陳某因發現店員鄧康偷吃店中咸魚冷飯，用雞毛掃打了他幾下。約半小時后，鄧康掃地時突然“中痰”倒地死亡。法院征詢：“究竟該鄧康被鞭責后兩小時內，在醫學上，及生理上，有無可以發生猝爾中痰之結果？”廣州國醫研究會經研讀案情后，由董事何佩瑜執筆的鑒定意見認為：“中痰倒地，系臟氣劇變，體質虛弱者往往有之。當是別因。……距受鞭時僅半小時，雖因虛習，或亦由鞭驚恐而誘起別因。”認為鞭打不是致死主因，但不排除是誘發中痰的外因。法院據此審理案件。這一案件本身并無特殊，但報刊非常興奮地冠以“國醫開始法醫之權威”之標題，顯示其意義。

　　中醫鑒定的專業化

　　今天社會對醫療糾紛的同行鑒定制度有各種質疑，事實上這一問題在民國時已被提出來。1935年上海中西醫藥研究社丁福保、宋大仁等指出，涉及到醫生診療疑問的案件如交給當地中醫團體鑒定，“當地中醫團體，當地中醫所組織也，亦當地中醫所以維護同業之機關也，彼此有同道之情，平時既互通聲氣，臨難又安得不出全力以庇護之？”以至于“過去中醫藥訟案，無一判被告醫家為有罪者”。他們為此組織了中西醫藥研究社中醫藥訟案鑒定委員會，其宗旨稱：“我國今日之醫制，中醫與西醫并行，使今日之法醫，以行西醫藥訟案之鑒定則可，若行中醫藥訟案之鑒定，則殊非宜也。……今因鑒于我國目前中醫藥訟案鑒定者之無能，與夫中醫藥訟案需求鑒定之迫切，遂由理事會擬議，延攬專家，組織本會，其以學術之立場，公正之態度，為社會接受中醫藥訟案之鑒定。”這一組織得到國民政府司法部的認可，訓令各地“受理關于中醫藥訟案遇有不易解決糾紛之件，得酌量送由該社辦理”。

　　而半官方的中央國醫館成立之后，也在1935年設立了“處方鑒定委員會”，“延聘富有學識經驗之國醫九人為委員，嗣后各級法院遇有處方訴訟案件，如當事人不服當地國醫分支館或醫藥團體之鑒定，聲明拒卻時，擬請原受理法院函本館交由該委員會重行鑒定”。該組織類似于地方中醫團體鑒定的上訴機構。如1937年受理了一件申請重評的案件，山東醫生閻玉林為韓董氏醫治產后病癥，即夕身死。該市醫生熊遯庵鑒定認為：“查閻之處方，滿紙辛熱之品，不顧及產后，殊屬失當……認閻為失治。”閻玉林不服，山東高等法院只得將案情資料呈交中央國醫館處方鑒定委員會。委員會意見認為：“閻玉林診治韓董氏，因脈象浮數，時冷時熱，癥系感受風寒，調養失宜，不能拘執產后宜補之說，故用小柴胡加味，癥雖不治，乃瘀血上沖致死，尚非投劑錯誤。”推翻了原來鑒定意見。

　　民國時期醫療訟案明顯增多，有人歸咎于律師職業的出現，他們經常慫恿患者家屬打官司。這種情況固然存在，但真正原因恐怕還是病人權利的覺醒和司法環境的進步，這對包括中西醫在內的醫療行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