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考擂臺到底是誰在PK

      家長：藝考是一個無底洞

　　對于孩子們來說，藝考只是高中三年，甚至不過是考前的短暫培訓，藝考更像是一場針對家長的考試，這也為本來就嚴峻的考試增添了一抹無奈底色。無論是高考，還是藝考，我們都能看見這樣一群守候在考場外的家長，他們在考場之外承受著另外一場考試，他們也是考試中另外一道中國式圖景。

　　中國美院杭州地區的考試結束后，有監考老師出門便感嘆：“現在的考生水平越來越差，倒是家長的本事越來越大。”

　　劉媛媛(化名)七歲被父母逼著學習小提琴，通過了專業考試九級，今年她順利通過了藝考的三關層層篩選，但這背后卻有很多不為人知、甚至連她自己也不知曉的故事。“她不是很喜歡學習小提琴，也沒有這方面的天賦，只是希望將來對高考有所幫助。”媛媛的母親向記者攤牌。

　　這位用心良苦的家長的努力還遠遠不止這些，“她上高二時我們就來北京，成本花了近二十萬。”在記者一再追問之下，劉母透露了這個不為人知的數字。她并不擔心這種行為會干擾孩子的心理健康，“這些事情都是在孩子不知情的情況下做的，對她不會有影響。”

　　對于普通家庭，藝考更是一個無底洞，一般的初級文化課補習費花費1.5萬元左右；專業課的集訓花費約2萬元；專業考試，僅報名費就近3000元；還有材料費、交通費、伙食費等等。而所有的投入卻未必能有所回報。韓夏對自己的未來就充滿憂慮，“我們有一半的同學都轉行從事別的職業，能真正從事和本專業相關的工作很幸運。”

　　在主考老師看來，那些砸進重金的培訓對于考試毫無裨益。“膽子大、愿意表現自己是一方面，但如果真正有才華、有素養，只要堅持就一定能成功的。即使是將來做了演員，也需要堅持，因為一個演員的創作生命力是一個馬拉松，而不是短跑，就像孫紅雷。”周老師這樣描述他眼中的藝術人才。

　　“藝術是一個高投入、高產出的行業，如果考生沒有一定的經濟能力，還是請理智對待。對于從事表演藝術的孩子來說，天賦非常重要，家長們不要把藝考當作終南捷徑。”北電張老師發出了理性的呼吁。

　　社會：是體制也是良知之考

　　“藝考更多考的是學生的靈氣，很多考上的學生不一定努力，但是很聰明。”已經有五年藝考培訓經歷的葛老師講起心得體會，“面試主要是考官看你順不順眼，第一感覺很重要。”

　　和高考不同，藝考中主考官打分的高低決定了一個人的人生。王知告訴記者，“在考之前就知道肯定考不上，我們全班同學都知道不找人就不可能進，所以他們連考試都不想嘗試。”

　　“中戲絕對不會將真正有藝術天分的孩子拒之門外。一方面考試科目設計復雜，同時與每個考生接觸時間最長。我們無法保證他們的藝術天分都得到最充分的發展，很難保證每個孩子都成才，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真正有藝術天分的人不會被埋沒。”采訪中何老師告訴記者。

　　然而，盡管每個學校都跳出來說自己是公平公正的，但央視新聞調查中對中國音樂學院黑幕的揭露依然堪憂，相較高考，藝考的獨木橋存在更多未知，藝考考的，不僅是學生、家長，也是對考試機制、社會體制和公眾良知的考驗。

　　為什么考生會有這樣先入為主的成見？“這種現象不是學校、老師能夠改變的，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相信學生心理上不會受到影響，我們表演系的學生觀察社會的能力是最基本的，如果這樣的事情都能讓他們精神崩潰，心理上承受不了，那他也不適合這個專業。”周老師這樣告訴記者。

　　“我認為媒體要負很大一部分責任。”孫振虎老師分析道，“媒體過分追逐爆料，只報現象卻忽略結果，不斷地推波助瀾，而不是正確地輿論監督，報道的倫理判斷很薄弱，盡管受眾有知情權，但是作為媒體更應該有引導公眾輿論的責任。”

　　像趕大集一樣的藝考也催生了獨特的藝考經濟，其中的藝考培訓是眾老師所痛斥的對象。“培訓機構學出來的東西根本沒用，不過是誤人子弟，我必須指出這一點，否則很多跌進河里的孩子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掉進去的。”談到藝考培訓孫老師感慨萬千。

　　假定一件事情是正確的，若一千個人里有一半的人同意，或許堅持起來還很容易；若一千個人中有九百九十九個人反對，最后的那個人即便再有良心，或許也只能選擇沉默。在藝考招生的過程中，我們的內心的確可能要面臨這樣的抉擇。某些漆黑的真相令考生崩潰，令他們最終放棄，如果說這樣遺憾的結果，只能歸結于他們自身心理素質不過硬的話，未免有不負責任的推托之嫌。即使藝考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也不等于我們要默認這樣的“潛規則”，如果沒有人揭露和批評這些黑幕，那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何在？又怎么能斷言“這對孩子的心理不會有影響？”真正壞的影響不是他們的心理崩潰，而是默認這樣的規則為合理。

　　藝考不是西天取經，要經歷人為的九九八十一難才方見正果，說到底，它首先只應是一種科學的選拔體系，假若在西方藝術體制中，同樣出現了不公平競爭的現實，選擇中途退出的考生，可能會因其對自我尊嚴的維護而贏得喝彩，但在中國的中庸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大多數考生只能選擇默默隱忍，盡管他們寒窗多年，屢次嘗試，甚至耗盡青春。在未來的藝術家心中，如果過早就被迫接受那些陰暗面，他們又會怎樣看待現實與理想呢？這同向河道里排污，毒害后代生理健康的做法有何本質區別？藝考之毒，唯有院校、培訓機構、考生家長三方達成一致的良知，才能真正得解。

　　未來：能否考出中國的卡梅隆？

　　《阿凡達》帶熱了北電攝影系，今年34個招生計劃吸引了900多名考生報考，考生人數比去年增加一倍。然而，作為培養中國藝術人才的門檻，藝考是否能選出中國的卡梅隆？

　　“電影市場有自己的運作模式，包括商業導演的形成、運作模式、電影技術的成熟，這些都不是一個藝術院校能夠培養出來的。我們的目的是培養擁有合格藝術素養的創造者，使好的學生變得更好一點，但不能在更好的基礎上發生質的飛躍。因為這是很多綜合力量發生的改變。”在何老師看來，卡梅隆在中國的誕生，學校能夠承載的功用很有限。

　　周老師認為我們未來的路還有很長，“我們現在的影視藝術還處于起步階段，剛剛改革開放30年，已經發展得很快了，我們在奮力地跑，但這是一個整體的文化環境，需要共同成長。對表演來說，世界觀和思維很重要，我們要開闊眼界，真正提高欣賞水平，讓大家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表演。”

　　事實上，藝考并非唯一出路，周迅、孫儷、范冰冰，還有王寶強，他們并非學院派出身，但一樣成為華娛圈一線明星。“在歐洲，藝術人才不僅來源于藝術學院，非常的多元化。我們現在也在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我覺得還是要英雄不問出處，要回歸民間，要多元化，只有真正商業化和規范化，藝考才不會這么熱，而剩下選擇學院的才是真正熱愛這個專業的人。” 周老師認為，我國的藝術人才選拔范圍太過局限、單一。

　　對于未來，藝考老師和學生都有自己的期待。“在未來藝考會有進一步的增長趨勢。但我的理想狀態是，希望沒有那些培訓機構誤導考生，同時各地方非專業院校不要胡亂開辦藝術類專業；現在中戲的錄取率是100∶1，我希望理想的狀態是20∶1，我們能在優質的學生里邊挑選。”而在孫老師的眼中，未來中國藝考必定能夠趨于理性，“我覺得將來藝考不會像現在這么火爆，人們的選擇將會偏于理性。”

　　目前國內藝考的現狀或許根本造就不出一個中國的卡梅隆，盡管我們在了解了那些現實、不公之后，還是在努力發出一些理性的、出自良心的吶喊。但中國的藝術院校，受制于其多年來罕見改變的體制，并不能挺身而出，更好地承擔起培育創造型人才的責任。個中原因，難以深究，就像那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招生體制與人才素質始終是相互依存的，從單方面不可能根治問題。而藝術教育有其自身的規律性，代表了人們對精神領域的最高追求，中國藝考若偏離了這條神圣、純潔的軌道，摻雜進太多功利因素的話，或許將變得和中國足球一樣，成為大眾心中永遠的切膚之痛。

　　痛定思痛，或許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