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考研政治《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核心考點三十

第二節 探索中的嚴重曲折 

　　一、“大躍進”及其糾正 
　　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大躍進”的序幕也由此揭開。 
　　1958年1月和3月，毛澤東先后在廣西南寧和四川成都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嚴厲批判反冒進，一些堅持正確意見的中央領導人被迫在會議上作了檢討。這些做法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1959年7-8月的廬山會議，作出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后在全黨范圍開展了“反右傾”斗爭。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1962年 1、2月間召開的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在三年調整時期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從1962年到1965年，由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貫徹執行八字方針上，加上黨和國家在經濟、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利措施，國民經濟開始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成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統地闡發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實際上凌駕于中央政治局之上。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并在全會上印發《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會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等人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奪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員會的領導權，號稱“一月革命”。 
　　1967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人參加的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做法提出強烈的批評，卻被誣稱為“二月逆流”而遭到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全會通過所謂《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 
　　林彪反革命集團在密謀殺害毛澤東未遂后，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倉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機身亡。發生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1973年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方針。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 
　　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1975年底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會發生并且持續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的。 
　　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剛剛處于起始階段，中國共產黨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 
　　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特點，容易把已經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斗爭，并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又習慣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斗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斗爭的嚴重擴大化。 
　　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致使黨無法依靠制度的和集體力量及時地發現并糾正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