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應該怎樣去學法律？

　　你應該怎樣學法律，今天的時間比較從容，我想和大家做點交流，談一談作為一個新入學的學生，作為一個北大法學院的學生，應當怎樣去學習法律，怎樣能夠在畢業之后不覺得自己這四年沒有白過。實際上，對于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沒什么經驗，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是一個單科大學的畢業生，不像你們。你們太幸運了，高中畢業后考入這樣一個偉大的綜合性大學，我當年就沒這么幸運了。當時只有幾個學校招法律系的學生：北京大學、吉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西南政法學院 ——后來改名西南政法大學。

　　我不知道你們為什么要報考法律，我當時并沒有報法律，報的是山東師范學院的中文系，我夢寐以求的就是當個作家。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學院當年第一屆招生，宣傳力度不夠，結果在我們那里報考者上線的人數還沒有招的人多，很幸運，我的考分超過了重點線，就被作為重點院校的西南政法學院抓過去了。人生的命運真是很難捉摸。如果當時真到了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畢業以后很可能到一個中學里當老師，我相信我會是一個比較受歡迎的語文老師，經常在本地的報屁股上發表一些小資情調的散文，大約不可能有今天。當然你們也許能駕馭自己的命運，因為你們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秀，所以毫不猶豫就報考了北大而且是法學院，最終又金榜題名，這是你們最大的幸福。不同的不僅是學校;我讀書時所學的東西也跟今天大不相同了。

　　我們當時上法理課，老師推薦一本教材，是工農兵大學生編的，教材里經常提到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不斷灌輸的是這些東西，真正的知識學不到。我從大三開始才省悟到不能陷在教科書里，應該多讀些有價值的書。于是，在一個好心的圖書管理員的關照下，大三時讀了許多好書，也引發了對西方法律、西方歷史的興趣。后來考的是外國法制史專業的研究生。大家知道，佳能公司的商標是canon，這實際上是西方歷史上的一種法律，叫canon law，是天主教會制定出的法律，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寫的就是那個。最近幾年才轉為對中國現實制度的研究。大學的第一年需要不斷觀察、不斷了解，不必過分地去記憶，什么東西都要搞清楚。幾年前，我面對著與你們一樣剛從高中畢業、有人戲稱為高四的97級同學時，覺得給他們講法理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法律這門學科涉及到許多問題，是一種非常深刻的社會科學。中學教育已給大家灌輸了許多真理性的東西，都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對一個大學生來說，一切都要去重新理解，而不是去背誦。當然，法律專業所學的許多東西對于剛剛從高中畢業的人們來說是不容易理解的。

　　比如說，婚姻法里規定離婚的條件時說“夫妻感情確已破裂”。請問同學們，什么叫“夫妻感情確已破裂”?我跟你們一樣，讀大學時不理解婚姻法，實習時偏偏派我去處理婚姻糾紛。可以想象，那真是一場災難——對我是一場災難，對當事人更是一場災難。我耐心地聽夫妻倆講他們的生活，講哪些方面出了問題。我不懂，只朦朦朧朧意識到一點，但是不深刻。只有人在相當成熟、有了婚姻經驗并且對婚姻有相當的觀察之后，才能理解什么是“夫妻感情確已破裂”。所以，你們會發現，在美國，就沒有我們現在這樣的法律系學生，因為高中畢業后不能直接讀法律，必須有一張大學文憑才能上法學院。可以想象，有許多人大學畢業后就結了婚，再讀法律時，對人生的幸福、社會制度的設計等的理解力就會強得多。對我們這樣的大一學生來說，有許多問題的確比較難以理解。有同學曾經對我說，老師你推薦給我們讀的書每個字我都認識，每句話我也讀得下來，但整句話什么意思我不知道。這種情況顯示了什么呢?這是一個知識背景的問題。要讀懂一本書，必須理解書背后的一種知識的積累。這種知識的積累甚至經歷了上千年的歷史。有許多著作，回答的都是兩千年前古希臘的那個老哲學家柏拉圖先生提出來的問題。兩千年人們的論證，兩千年的學術積累，最后結出一朵朵小小的花兒開在你們的法理學教科書里，要你們一下子去理解，是很不容易的。當然不理解也不要著急，慢慢的，隨著逐漸的累積，你會理解這些東西。

　　我覺得人在大學里的心態最重要的就是從容，尤其是一二年級的時候。也不要太在意成績。我的同學中在學術界干得最好的幾個，都是在大學里成績剛剛及格的人。我還有個同學，四年下來成績全優。但是，后來并沒有走學術研究的道路。當然，他在實務部門干得也很好。觀察學術界，你會發現，有創見的人很少有那種過分循規蹈矩、過分重視大學時的課程成績的。當然有些時候成績與某些利益相關，比如申請獎學金，比如將來推薦報送研究生，這是讓人很無奈的。但是大體來講，現在的教育制度在調整，老師在改變，不會只根據你背誦的功夫，還要根據你是否有自己的理解，有獨到的見解來判分。

　　我也許應該強調一下，作為北大的學生，進入這個學校后，你首先應該去閱讀和了解這個學校的歷史。這個學校出現過哪些偉大學者，它如何變為今天這樣一所了不起的學校，它的教育哲學是什么，等等。胡適先生在校園里沒有塑像，因為他當了國民黨政府的駐美大使，后來又死在臺灣;但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北京大學(他雖是美國一所大學的畢業生，但在北大任教，在北大當校長，在北大名滿天下，所有對北大充滿了感情)，無論走到哪兒，一說起北大，他一定要說“我們北大”。

　　本校的一位老教授接受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的采訪時說：“我這一輩子很滿足。全中國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北京最好的地方是海淀，海淀最好的地方是未名湖畔，我能在未名湖畔生活一輩子，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未名湖畔的美，并不完全在于它的景觀，還在于那些偉大的學問家、思想家，是他們鑄造了這所學校的偉大風范和偉大品格。前年北大百年校慶時，大家都在爭奪對北大精神的解釋權。北大的精神是什么?有人解釋說，是愛國主義，這是第一位的，然后是民主、進步;也有不同的見解，我就不同意從這個角度來闡釋。我認為北大最主要的精神在于對學術自由和人的思想自由的倡導，這是這個學校最偉大的傳統。我們法學樓門前立著一座雕像：馬寅初先生，他就是這種精神的示范者之一。五十年代初，在毛主席倡導的“人多力量大”的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馬老校長公然明確地提出與官方不一致主張，提出所謂的“馬氏人口說”，認為“人多力量大”是錯誤的，人多消費多才是正確的。在被打倒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開頭就說，真理是需要辯論的，是需要對方說話的;但是現在我已經明確地知道，你們要封住我的口，不許我說話。但是，我該說的話，只要一有機會，我還是要表達出來。——就是這樣一種人格魅力，一種追求自由的精神，一種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是我們的學校得以立世的最重要的資本。

　　大學獨立、大學自治是一種西方的傳統，傳到中國后，它的發育并不容易。中國有悠久的讀書做官的傳統，而且是政教合一的，這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紀，一個追求自由的人也可以兩邊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堂里;得罪了教會，可以請求國王的庇護。所以他可以有一個自由的空間。天主教會、羅馬教廷一直是一個強有力的抗衡世俗權力的一個精神組織，這種精神組織對于西方的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強有力的一個制度因素。不像我們這兒，自古以來，“一經圣人口，議論安敢到?”剛才我說的李贄，李贄有一個罪名叫“非圣”，對我的老鄉孔子的有關學說提出置疑，不贊成孔子的學說，這就是非圣。但是，贊成或不贊成孔子的學說由誰來判斷?這是個問題。在傳統社會，照例是由世俗權力最高的人來解釋的。今天，在我們國家，這個問題仍然重要。我們憲法規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一種觀點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誰說了算?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誰有權誰說了算，兩千年來一直是皇帝說了算，皇帝說你非圣你就非圣，沒有辯護的余地，在這樣一種傳統下，說實話，大學要獲得一種生存的真正空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最古老的大學都是教會辦的學校，當政教分離時，教會管一個人的精神，世俗的政府只管一個人的行為，也就意味著在一個人的精神領域中，國王的權力不能進入。有一種說法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大學就是這樣。大學的神圣的殿堂，絕對不容許任何世俗勢力指手劃腳，不允許它干涉一個學者的思想自由。一個學者的思想自由是他得于立世的最根本點，如果沒有這個自由，學者便成為行尸走肉。說老實話，學者不怕吃不好，不怕住小房子，不怕坐大汽車，怕沒有自由。可能你們聽說過哈佛大學的校長不買美國總統帳的故事，那個故事典型地體現了大學的尊榮和面對世俗政府的高貴。

　　我雖然不是北大畢業生，但很早就對胡適校長、對蔡元培校長感興趣，不斷閱讀了許多北大學者的著作，知道不少老輩學者的事跡，我覺得這樣的精神最讓我感動，所以，當后來有一個機會調過來的時候，自己真是覺得找到了靈魂的歸宿——不僅僅是有了一個飯碗，而是一個靈魂的歸宿。自己感覺到，一輩子能在北大生活，我心已足!有一本書叫《最好的辯護》，是哈佛法學院的一個教授叫德肖維茨寫的，他在書里寫道，在美國，最好的職位是什么?是哈佛法學院教授。我們的法制沒有美國那么發達，收入沒有美國法學院教授那么高，但是我可以說，北大法學院教授這個位置，是一個中國人能夠得到的最好的位置(笑，掌聲)——不用再加上“之一”。

　　我想，我們每一個進入北大的人，對我們來說首先要上的一課是這樣一課，使我們成為這個精神家園中的一個成員。從入學開始，你們就注定有了一個標簽，這個標簽就是北大畢業生，北大的校友，按照美國的慣例，你們的名字后面會加上“04”，表示你們是04年畢業的這屆學生。這是一個標志，可以說一入這個門，就跟這所大學有了不解之緣，你們今后的路還很長，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會一輩子生活在這個校園里，但是我們每個人都要體現出這個校園中生生不息，延續百年的一種精神，這是我們第一課里應當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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