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傳媒學院"中國夢"支教團隊系列報道

　　“十五年前建校有兩棟矮樓，十五年后還是這兩棟矮樓，沒變化。”說這話時，塘房小學的教導主任崔世江正坐在二十平米見方的辦公室里。

　　這個辦公室墻皮斑駁，四處是裸露的線頭和堆積的文件。這就是塘房小學十三名一線教師的辦公場所。樓外就是塘房的操場，一塊支著兩個籃球架的破碎水泥地，孩子們此時正在那兒游戲——爭搶一個舊籃球。不分隊，沒規則，無記分，搶到了就把它丟進框里，然后一身是泥地拍手大笑。

　　浙江傳媒學院國際文化傳播學院的暑期支教調研隊伍“浙傳情.中國夢”支教隊，于七月上旬在塘房小學開始了支教活動。進入塘房小學后，支教隊伍迅速展開了對當地情況的調研。

　　塘房小學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陽區北閘鎮塘房村，該村共有農戶1400戶左右，約50戶人家通自來水，全村尚有約200戶存在飲水困難，農民年人均純收入不足1800元，遠低于國家扶貧標準線。

　　目前塘房小學共有326名學生，分學前班和一到六年級共7個教學班，而由于生源等問題，學前班可能會在下學期取消。

　　“我們有鋼琴，也有投影，還有畫板，但是都沒用過，”該校五年級學生小紅(化名)說道，“因為沒有老師會教。”，“英語課也很少”，小麗(化名)躲在小紅背后說，“一周有一節英語課，但是老師不一定會上”。小麗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是后山的蘋果林，但她并不知道蘋果的英文名。在這個學期期末的市統考中，一個小時的英語考試，小麗只考了半個小時就交卷了，因為她大部分題都不會做。

　　在參加小升初考試時，這些孩子面對村外的試卷，很多都做出了和小麗一樣的選擇，有些孩子在走出考場之后直接登上了進城的汽車，準備務工。

　　“現在的環境，像六年級的學生，看村子里大一點的哥哥姐姐在外面打工，回來時穿的好，又有點錢，就會心生羨慕。去年就有兩個學生跟著比他年紀大一點的孩子，背著家長跑到浙江去了，走的時候沒跟家長說，到了浙江才打電話說他不讀書了，去打工了。”從教二十余年的施紹榮老師談及本地教學現狀時，眉頭沒有舒展過，“大部分家長都是支持孩子上學的，哪怕上不起大學，學點技術，懂點文化也是好的，但是更進一步的‘走出去’，就沒怎么想過了。”

　　塘房村的“首富”是一名建筑承包商，家中有六臺挖掘機，并給自己在塘房讀書的孩子配了一部三星和一部OPPO，而“首富”的文化程度是小學畢業。這在村中起到了“榜樣作用”：小學畢業就能發財。上屆六年級，甚至有四十人在小學畢業進入初一后不到一個月就自行回家了。

　　和他們的父輩一樣，由于信息閉塞，該地學生與外界缺乏交流，普遍缺乏‘走出去’的意識。他們的學校里沒有世界地圖，沒有聽說過土耳其;大部分學生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北閘鎮的城區;美術課上的作品十有八九都是畫自家的屋子，自家的田;問起理想，他們面面相覷;當談到想去哪個國家，他們說：“太遠了，不敢想。”

　　“畢竟他們接觸的東西太少了，他們沒有去過大超市，沒有去過游樂場，沒見過高樓大廈。我批他們作文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他們心里想什么，那就是他們并沒有什么想法。讓他們多讀書是想要他們從書本的世界中了解外面的世界。如果他們認真學習的話，我相信在不久之后他們會有屬于自己的理想。”該校一線教師羅曉婷這樣解釋。

　　“在這教書就和放羊一樣。大部分孩子父母都外出務工，孩子都跟祖父母住。所以基本上孩子們都是在學校里做作業，如果帶回家去他不可能完成的，”施老師認為，目前的教學情況與留守問題分不開，“因為現在爺爺奶奶主要也就管他吃好穿好，不可能一直盯著他。他們回家后跟小伙伴一起上山下水滿村跑，就變‘野’了。第二天說要交作業，就有好多人找各種借口不交。”

　　塘房小學留守兒童比例極高。“十個里面有九個(學生的父母)都在外邊打工，”六年級學生小剛(化名)反映道，“十個里面有兩三個在外省打工，一年到頭就過年的時候回來。”

　　由于缺乏家庭的管教和引導等環境因素，孩子很容易“變野”。上課時，孩子們會在課堂上亂竄，大叫;偷偷藏起美術課和手工課的蠟筆、彩紙等材料;抓著窗框爬到窗外;私自去十幾米深的水庫游泳;甚至有學前班的孩子已經學會了抽煙，而且拿著水煙斗笑嘻嘻地在支教隊員面前炫耀……

　　校長李世權向支教隊伍表達了深切的期望，“希望你們能給小孩帶來不一樣的視角，讓他們對外面的世界產生更多的憧憬，并給農村教育帶來更多的關注。”

　　在接下來幾天，支教隊伍還將進一步深入了解支教地，并開展支教活動，嘗試解決支教地存在的教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