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評論：全國人大的新變化

 　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代表國務院到人大作報告并到會應詢，在我印象當中是這些年以來的次，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氣象。”

　　“過去，有些新上任的部長們怕被堵在部長通道上，今年監察部、發改委、交通部等多個部委的一把手都是新部長，他們排著隊接受記者采訪。問題，還都是我想問的。”

　　2017年3月4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正式開幕前，重慶代表團舉行了一個主題為“我當代表這四年”的新聞發布會。

　　發布會上，多位重慶人大代表談了他們過去四年來的履職感受。重慶市律師協會會長韓德云說：“本屆當代表和前兩屆相比，雖然提出建議的數量有所減少，但在質量方面更加注重，建議質量應該說是越來越高。”重慶兩江新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湯宗偉則說，過去四年他提交了17份建議案，今年又準備提交6件，“一些建議已經從紙上走向現實。”

　　自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2013年召開至今，已經過去四年時間。2017年全國兩會，是本屆近三千名全國人大代表最后一次集體亮相。回顧過去，本屆全國人大在立法、代表履職、會風轉變等方面做出許多值得稱道的改進。

　　改會風，結對子

　　2017年是韓德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第15個年頭，今年的人大會議一開幕，韓德云就發現一個“新情況”：全國人大在各代表團設立了“會風會紀舉報箱”，此外還有會風監督員。

　　“我們這樣的可能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對于那些有公職身份的，就會受到很多限制。不能無故缺席，如果要請假必須要和團長請。”韓德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如今，全國兩會期間的紀律要求越來越嚴。3月5日到7日，南方周末記者在多個代表團駐地發現，會議通知里明確要求代表們參加小組會不得攜帶手機，必須攜帶手機的則要靜音。

　　一名參加全國兩會報道的媒體記者透露，她在該代表團駐地正好遇到一位地方人大常委會主任來看望本市的兩會代表，一陣寒暄之后，這位人大主任問幾位代表，晚上能不能一起吃個飯。

　　結果，這位人大主任被拒絕了，代表們說，“我們明確要求不能夠接受宴請，不能隨便出去。”

　　本屆全國人大四年來，會風有了極大改善。南方周末記者參加過多年全國兩會，有過許多親身體會：2012年兩會時，有赴京的代表團在飛機上開香檳、切蛋糕，入住的酒店房間里每天擺放著不同的高檔進口水果;從2013年開始，香檳、蛋糕消失，高檔水果也不再允許進入代表的房間。

　　2014年，南方周末記者在湖北團采訪時獲知，迎來送往也不再被允許。“中央領導到湖北團，省委書記和省長沒有下樓迎接，只在會議室所在樓層的電梯口接了一下。”湖北團一名隨團的新聞官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

　　“以前每次來北京開會，地方還要組織歡送會，在機場鋪著紅地毯。一下飛機工作人員還會給你拿行李，直接送到房間去。現在迎來送往沒有了。”在2017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大學校長周緒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會風轉變之后，人大代表更能專注于履行代表職責。給韓德云一個很明顯的感受是，本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立法草案質量提高了不少。

　　“主要的原因在于立法的公開性相較以前改變比較大。”韓德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例如這次民法典總則的草案，光是我自己參加的征求意見的會議就有兩次，一次是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另一次是專門在重慶征求了人大代表的意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大的意見就都被聽取了。”

　　結對子是這一屆人大代表們的新嘗試。2015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令狐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在2014年接受了一項“新任務”——與一名基層代表結對子，了解他的工作和日常狀態，幫助其一起更好地履行全國人大代表的職責。令狐安透露，在全國人大的安排下，他與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焦煤集團西山煤電公司杜兒坪礦三采區掘進一隊副隊長董林結了對子。

　　董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結對子”實施的年，令狐安就悄悄到山西探訪他工作的礦場，并要求他不得通知當地的官員。“我在井下工作，沒有辦公室，最后向同事借了一間屋子。”

　　“結對子”的效果非常明顯。2015年3月，在與董林溝通后，令狐安在人大會上提出了各級政府要把職業病防治放到與安全生產同等重要地位加以重視、建立職業病救助制度以及從國家層面設立以塵肺病為主體對象的職業病救助基金、建立救助體系等建議。

　　罕見地對立法規劃作出重大調整

　　在立法方面，全國人大過去四年里不僅確保了立法質量，更有大刀闊斧的革新。

　　個顯著變化是，十八大后，本屆全國人大在確保“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方面不遺余力。2012年底，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后，新一屆國務院并沒有立即啟動。直到2013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有關行政審批”之后才啟動。而隨后確立的天津、廣東、福建三省市自貿區，也都先經過全國人大授權。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修改立法法的決定，“稅收法定”原則被正式確立。這從理論上意味著稅收立法權重歸全國人大——以后政府收什么稅、向誰收、收多少，都需要由全國人大立法來決定。在這之前，中國的18個稅種中只有3個是通過人大來立法的。

　　監察體制改革同樣是經過人大授權后才實施。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明確規定了試點工作涉及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制度。

　　本屆全國人大還罕見地對立法規劃作出重大調整。在2013年公布的五年立法規劃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了諸如修改食品安全法、行政復議法等68件立法項目。兩年之后，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5年8月又十分罕見地對立法規劃作出調整。

　　在歷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中，任期內采取如此大規模的調整立法規劃非常不同尋常，這背后的原因，與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直接相關。在立法規劃調整之后，一、二類項目從原有的68件增至102件，實際增加了制定能源法、房地產稅法，編纂民法典等事關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化改革進程的34件立法項目。

　　南方周末記者經過梳理后發現，過去四年全國人大在立法方面的進度明顯加快：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后的一年間，常委會審議15件法律草案，修改21部法律，新制定2部法律;人大二次會議后的一年間，審議20件法律草案，修改法律10件，制定法律2件，作出8個法律解釋;人大三次會議后的一年來，常委會制定5部法律，修改37部法律和1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人大四次會議以來，常委會制定8部法律，修改27部法律，通過7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決議。

　　3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作工作報告時說，一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貫徹和執行。

　　“立法工作繼續呈現數量多、分量重、節奏快的特點，立法質量進一步提高。”

　　張德江委員長在工作報告中披露，4年來，常委會采取統籌修法方式，審議通過了13個修法決定，涉及修改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74件次。

　　從2016年兩會至今，更有多部法律出臺。2016年3月16日，慈善法正式通過并于去年9月起開始施行，這是中國首部慈善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2016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同年11月，網絡安全法問世。

　　2016年，最大的立法事件莫過于民法典編纂工作正式啟動。編纂民法意義重大，這不僅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務，也是幾代中國人的夙愿。民法作為萬法之母，是國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基本精神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7年3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在全體會議上作關于民法總則草案的說明，并擬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按照計劃，2020年3月民法典各分編將一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審議通過，從而形成統一的民法典。

　　人大監督：副總理接受“專題詢問”

　　本屆人大在許多方面還有開創之舉。比如，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十七次委員長會議決定在2016年9月加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會議的議題是關于遼寧人大代表賄選案。

　　2016年9月13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經表決，依法確定遼寧省45名拉票賄選的全國人大代表當選無效。

　　監督法律的實施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職責之一。在2017年的人大新聞發布會上，大會發言人傅瑩說，過去這四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了二十次執法檢查，委員長和各位副委員長都多次做檢查組的組長帶隊開展執法檢查，形成了一個全鏈條的監督程序，監督的質量有了比較大的提高。

　　為了更好地行使監督職能，本屆全國人大還在“專題詢問”上有所突破。專題詢問的提出是在2010年兩會期間，時任委員長吳邦國在人大工作報告中提到，要依法開展專題詢問和質詢，請國務院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到會回答詢問、答復問題。

　　2014年，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繼續推進“專題詢問”，圍繞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等與深化改革、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話題，開展了3場專題詢問。次專題詢問，到會接受詢問的部委“一把手”就有11人之多，創下歷史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的“專題詢問”上，國務院副總理馬凱還專程到會應詢。據《光明日報》報道，“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代表國務院到人大作報告并到會應詢，在我印象當中是這些年以來的次，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氣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吳曉靈曾經公開評論說。

　　不過，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開展專題詢問和質詢以后，“質詢”一直沒有啟動過。原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主任程湘清認為，質詢是一種嚴厲的監督手段，政府沒有嚴重的事情，一般不會啟用。

　　2016年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人大是否會進一步通過質詢來回應社會的關切?大會發言人傅瑩回應指出，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監督方式，也有專門的法律規定，也是在研究探討當中。

　　“部長通道”變遷記

　　這些年的兩會上，“部長通道”是一大亮點。“部長通道”指的是人民大會堂北門一段鋪著地毯約百米的通道。

　　成都商報記者趙倩是一個因為“部長通道”而走紅的記者。趙倩是從2008年開始跑全國兩會的。那時候，跑兩會的資深記者都知道，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人大會的部長們都是從北大門的北大廳入場。圍堵部長多年的趙倩記得，“那時，一個記者攔到部長，所有記者團團圍住，部長在人群中難以脫身，有時衣服、頭發都擠亂了。”

　　2017年3月7日，趙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原民航總局局長李家祥有一年被記者們堵在了“部長通道”，寸步難行，他不得不請求記者們：“能讓我邊走邊說嗎?”而給趙倩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有一年兩會，時任衛生部部長陳竺被圍堵在廁所門口接受采訪。

　　“部長通道”最早只是記者們私下的一個暗語，并非官方說法。當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堵截部長采訪的記者越來越多后，這也引起了全國人大新聞局的注意。從2013年開始，“部長通道”升級換代，依然是人民大會堂北大廳，依然是百米通道，不同的是，全國人大在北大廳設立了臨時“部長發布臺”，安放了音響，設置了方便攝影記者拍照的階梯臺。

　　為了有序“攔截”部長，全國人大新聞局讓媒體現場推舉代表進入部長通道。趙倩兩次臨時當上了替媒體同行進入“部長通道”尋找部長接受采訪的“引導官”。2013年，趙倩內攔下了超過10位部長。

　　在“部長通道”上，趙倩曾攔過原文化部部長蔡武。“大家委托我說服您接受采訪，您要讓我完成任務啊。”趙倩拉著蔡武的胳膊說。急著去參加大會的蔡武笑著和趙倩約定，散會后一定在“部長通道”接受采訪。散會后，蔡武沒有食言，在“部長通道”接受了記者們的提問。

　　另一名多年參加兩會報道的媒體記者介紹，為了不影響部長們正常參會，從2014年開始，全國人大派出工作人員在“部長通道”代替記者代表，邀請經過的部長們接受采訪。

　　2016年全國兩會上，監察部等多名備受關注的部委一把手在“部長通道”上亮相，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各種熱點問題。

　　對此，2016年3月16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上明確要求，“部長們不能拱拱手一走了之。”他要求，國務院各部部長、直屬機構主要負責人“要積極回應輿論關切”。李克強還強調：現代政府要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關切，各部門要主動釋放公眾期待的信息，堅定社會信心，給市場一個明確的預期。

　　2017年1月18日，在專題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李克強再次對部長們提出要求：“今年的‘部長通道’一定要比去年搞得更好。”“成績要講透徹，問題要講明白。話要堂堂正正講出來。不能遇到事都悶著不講話、不回應。”

　　再次參加兩會報道的趙倩發現，2017年的“部長通道”邊上，豎起了一塊牌子，牌子上除了一個大大的二維碼，還有文字介紹——“部長通道”問題征集。上面還寫著：“歡迎記者朋友們掃描二維碼關注公眾號，將想向部長們的提問直接在公眾號中留言，我們將匯總整理后把大家最為關心的問題向各位部長提問。”

　　這一次，她徹底在“部長通道”上失去了發揮辣妹子辣勁的機會，不用她拉，部長們排隊等著接受采訪。“過去，有些新上任的部長們怕被堵在部長通道上，今年監察部、發改委、交通部等多個部委的一把手都是新部長，他們排著隊接受記者采訪。問題，還都是我想問的。”趙倩說。

　　對于跑兩會的記者來說，全國人大的另一個變化是——都市類媒體在人民大會堂發聲的機會從無到有并越來越多。每年全國人大召開前的新聞發布會，多數是黨報黨刊記者提問為主，2015年次有都市報記者提問，《南方都市報》記者問了一個有關霧霾的問題。《成都商報》記者韓利第四個被點到，他問了一個環境治理問題。

　　2017年3月4日，全國人大舉行新聞發布會，《成都商報》記者韓利個獲得了提問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