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數字化管理”

    秦國在經濟戰略上實行國有化，目的就是要使財富最大限度地向國家層面集中。但是，落實到具體經濟管理層面，仍然和獎勵軍功的策略一樣，是徹頭徹尾的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在戰場，砍敵人一個腦袋，就可以晉爵一級，賞田一畝。在農業生產中也是如此，凡事定質定量，設立標準，用數字來說話，用獎罰的法律杠桿去調節，從而建立起來了一個龐大的數字化管理的系統，滲透到秦國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

    數字化管理是國有化的計劃經濟所必需的。農業生產需要預算，財富分配照樣也需要預算。沒有數字，政府就變成了瞎子，無從把握國家的經濟脈搏，也無法對官吏進行監督。而且，官吏代表國家對經濟進行管理也要靠數字，沒有數字就沒有標準，沒有標準，就達不到預期的目標。就這樣，秦國的全部經濟生活就變成了一大堆標準數字和統計數字。我們今天經常提到的“數字化生存”和“標準化管理”，其實在2000年前的秦國經商鞅之手大行其道了。

    秦國所有的生產都是按計劃完成的，實行的是目標管理。秦律規定：即不是官府工室本年度應生產的產品，又沒有朝廷的特別命書，而擅敢制作其他器物，工師與丞各要罰二甲。這充分說明，朝廷每年都是要給官府工室下達生產任務的。采礦、冶鐵業也是如此，朝廷要收取每年規定的產品數量，如在尚未驗收時就有丟失，或不能生產到規定數量，罰其曹長一盾。可見，官府手工業必須按朝廷計劃進行生產，不得擅自改變，也不得完不成任務。

    秦國的這種數字化管理，不僅體現在上述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上，還體現在具體生產的過程中，體現在每一個具體的生產要素上。秦人最大的特點是功利實用，做事目標非常明確。而功利向來是和經驗聯姻的，數字化管理的背后恰恰是世界觀上的經驗主義。經驗主義，就是依靠經驗，唯經驗是從，把過去的經驗推向未來，把“試點”中取得的經驗向全國推廣。秦國就是如此，由做基礎工作經驗最豐富的行家里手，將經驗匯集總結成文，落實成一個個精確的數字，并在全國推廣實行。

    我們上面提到，在秦國的直屬牧場里，牛馬的的腰圍減瘦了，每減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養牛要養到什么程度，看來是有一個標準的，否則就無法判斷牛是瘦了還是肥了。還有戰馬，也是有一定規格的。秦國的軍法規定，戰馬的選擇必須是5尺8寸（相當于今天的133厘米），這保證了由馬所組成的方隊在戰斗時前進與后退可以做到一步不差，不會留下任何薄弱的缺口，保證了整個隊伍方陣的整體性，從而保證了號令一發排山倒海、不可阻擋的銳氣和戰斗力。戰馬的選擇有了規格，在喂養過程中就有了標準。喂養到這個標準，負責的官吏就應該受到獎賞，否則，達不到標準，自然要受到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