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MBA教育已百余年 還遠遠不是慶功宴

　　在八百余年的高等教育歷史長河中，MBA教育還只算得上“未成年人”。1908年哈佛商學院創辦首個MBA項目時，全部正式學生只有37人。到今天，根據AACSB2010年管理教育全球化報告，2010年全美426家提供報告的大學擁有MBA入學新生157，249人，加上美國以外的提供報告大學，全球MBA每年招收新生超過26萬名。

　　現代商學教育以“貝先生”(Business音譯)的名義，和大名鼎鼎的“德先生”、“賽先生”一道，于20世紀初葉登陸中國。但是在當時中國最早的商科大學(1921年成立的中國上海商科大學，后改名為國立上海商學院，目前上海財經大學的前身)，并沒有立即引進MBA教育。直到1980年代初，在鄧小平等老一代領導人的直接關心下，MBA教育才以中歐合作、中美合作的形式在中國初試啼聲。1991年，上海財經大學等九所院校獲批成為中國首批MBA試點院校，MBA教育進入教育部體制內辦學。20年中，MBA教育與中國經濟一道，經歷了高速發展期，從1991年全國94人入學，到2010年入學人數超過36000人，已經成為研究生教育中規模最大的專業碩士項目。

　　全球MBA教育100年，中國MBA教育20年，都是具有歷史意義里程碑。但是，今天面對中外管理教育者的，還遠遠不是慶功宴，MBA教育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缺口并沒有減小，挑戰是巨大的。2007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引發對MBA教育的深刻反思。從下圖GMAC提供的數據看，2008年已經成為全球MBA教育規模的一個明顯拐點。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金融危機摧毀了過去大量吸納MBA畢業生的高薪職位，同時，有關MBA畢業生導致金融危機的輿論也不斷引起社會關注。

　　面對挑戰，全球主要商學院采取了積極應對措施，2007年之后，紛紛出臺大幅度的改革方案，可以稱得上一次新的商學教育革命。

　　首先，不少名校改革了MBA培養機制。例如哈佛商學院引入了新的”2+2”模式，錄取的新生在經過短暫入學教育之后，先進入企業工作兩年，然后再回哈佛念書;沃頓商學院、哥倫比亞商學院則推出兼顧綜合性與專業性的MBA+MA聯合項目;更多二三流大學出現了基于網絡的MBA以及DBA等項目。

　　其次，課程體系經歷了大幅調整。總體上，國際化、軟技能、靈活定制、倫理與社會責任成為各校課程改革的共同追求，創業教育、創新教育、可持續發展成為必修課。此外，各校課程改革還各有新意，例如，加州伯克利大學哈斯商學院徹底打破了學科專業劃分，首次將《問題發現與問題解決》這樣一門傳統專業課程體系中完全不存在的新課列為必修課;哥大最受歡迎課程中赫然出現《拿破侖一瞥》;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開出了《音樂與電影行業》、《奢侈品營銷》這樣的新專業或新課程。

　　第三、教授的科研激勵機制出現強調實踐、強調應用的趨勢。商學學術領域一直存在著”應用性v.s.理論性”(Relevance V.S Rigorous)的爭論。但是，在商業排名和學院聲譽的競爭中，越來越多的商學院開始強調應用性研究，常見的科研評估體系中，純學術的UTD排名(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商學24份頂尖刊物發表排名)影響力開始逐步讓位于理論與實務并重的FT45排名(金融時報45種商學期刊發表排名)。

　　第四、商學院管理本身日益強調商業化。今年五月份布魯塞爾舉行的EQUIS全球商學院年會，其會議主題之一就是“商學院的商業化”，與此相呼應，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商學院引進了非學術的成功商人擔任院長，一些商學院設立了CEO、COO等過去通常只在企業里才能見到的職位。市場推廣、專業化經營、市場競爭等商戰策略在商學教育領域也開始得到應用。

　　回頭再看中國的MBA教育，大概可以總結成三句話“成就可喜、前途遠大、任重道遠”。

　　“成就可喜”自不待言。打開主要中文門戶網站，首頁即可見各大學 MBA/EMBA招生鏈接，機場、地鐵、航班刊物、主要財經媒體都大量可見各式各樣的軟硬廣告;商學院成為各大學最有影響力的學員，部分商學院開始形成全球影響力。

　　“前途遠大”既是國際比較的結論，也是基于中國國情的理性分析。我們可以拿中美兩國來看一看，中國2010年招生人數36，000人，這只相當于美國1974-1975年的規模(35,758人，NCES數據)。以目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以中國企業的家數、中國人口的基數以及當前大量年輕人的需求來看，中國對MBA教育的發展空間還非常大。

　　“任重道遠”有兩層意思。第一是責任，MBA教育必須承載培育下一代適應國際競爭環境的中國企業領袖和管理者的責任;第二是不能急于求成，過去20年，我們一方面并未真正完成將MBA這個“舶來品”的精髓引入中國的任務，同時，也還談不上將中國本土精神、本土實踐進行理論化梳理并融入商學教育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