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1年度商學院競爭力調研"估值"商學院

　　一直以來，商學院與MBA教育被看作培育社會精英的圣地。從1991年9所高校成為中國第一批招收MBA的試點高校起，中國的MBA教育經歷了快速發展的20年。根據21世紀傳媒本周發布的首份《2010-2011年度21世紀商學院競爭力調研》，截至2011年7月，中國共有236所高校獲批開辦MBA，2010年，全國累計招收MBA（含EMBA）學生超過25萬人，MBA教育已然成為國內培養高層次管理人才的重要渠道。

　　然而進入21世紀，對商學院存在的目的與使命的討論卻達到了一個高潮。在諸多批評者看來，如今的商學院無異于是為一群有志成為咨詢顧問的學生提供一個練兵場所，MBA教育未能傳授有用的技能，未能為企業培養領導人，甚至無法直面真實的商業問題。

　　這一說法雖有失偏頗，卻也絕非無中生有。看看MBA學生們的典型經歷，就不難理解：為何這個特殊群體會給人眼高手低的印象？為何商學院會被指責為理論與實踐的脫節？甚至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被指責需要為商業失德負上部分責任？

　　如果商學院不肯主動改變，那么它們或許會被學生們逼著改變。所幸的是，如今不少商學院正試圖變革落后的教學及管理方式，與學生們共同創造管理知識，在實踐中為管理理論帶來新的價值。在此基礎上，商學院們開始重視輸出價值觀念與倫理主張，并通過其培養的商業精英，影響整個社會。

　　過于樂觀？

　　與攻讀MBA的成本逐年上升相反，MBA學位帶來的薪酬優勢卻逐漸減弱。《21世紀商學院競爭力調研》顯示，MBA學生對畢業后的工作薪水預期過于樂觀，實際情況雖優于平均薪酬，卻未能達到預期標準；此外，半數的MBA畢業生（51.7%）都未獲得自己所期望的升遷。

　　在中國農業大學MBA教育中心主任傅文閣看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既和目前的就業形勢及勞動力市場有關，也和MBA教育與社會脫節有關。”——這種“脫節”是指，商學院中教授的方法常常無法真正反映現實中的商業運作方式。

　　“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許多人將MBA錯誤地理解為一種研究生教育，把管理學課程設置和普通研究生混同在一起。事實上，MBA是一種高級職業教育，絕不是研究生教育。”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郭沛表示。

　　事實上，國內的商學院目前采取的依舊是追求學術地位的辦學模式——這種模式既不要求教授們分析復雜的社會因素與人為因素，也不要求他們實地考察管理者面臨的問題。于是，教授們不愿走到現實的管理世界中，而是傾向于建立一個虛擬環境，考察學生們在實驗設計環境下的行為。與此同時，國內的MBA學生在畢業時需要交出規范的學術論文，“更類似于學術型碩士生”，相比之下，歐美院校則鼓勵學生將為企業撰寫的調研報告作為畢業設計。

　　進一步說，國內的商學院似乎還停留在賣產品的階段——這個產品就是理論、課程和學位。在商學院眼里，知識等同于貨幣，它們從管理者和創業家那里收集實踐經驗，再將其轉化抽象為一般的模式和理論，印刷成學術刊物和書籍，回頭賣給管理者。但事實上，真正的學習來自創造性的動態交互，而非單向的傳授——尤其是管理知識。理想的狀態是，所有的學習活動都圍繞著MBA學員們本身擔任的領導角色開展，教授們則為他們提供相關的理論和模型，指導他們在實踐中完成挑戰性、涉及面廣的項目。

　　不過這一切知易行難。教師聘用、晉升和終身教職授予制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學與實踐的脫鉤。用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駱玉鼎的話說，“大學教授要獲得晉升，主要決定因素是科研”，商學院聘用的大都是經常在學科雜志發表論文的人，從而造成了教師隊伍中大多數人以科研為終極目標，并逐漸形成了以研究為核心的文化。

　　“一方面，大部分的教師原本做的都是研究工作，很多管理技能來源于書本。他們教授MBA課程時，被本身的時間經驗制約。”四川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鄧富民稱，“另一方面，商學院要聘用經驗豐富的企業家或經理人做專職教師也難以實現，因為體制問題，學校更看重其是否具有很高的學歷及研究水平。”

　　這些現實的因素使商學院們對解決真實商業社會中的問題顯得力不從心。但可以肯定的是，商學院必須重新建立起與管理實踐的聯系。為此，教授們需要接受一個事實：企業管理不是一個學科，而是一門職業，商學院的教育必須滿足職業教育的要求。

　　值得慶幸的是，并不是所有商學院都削弱了實踐的核心地位。如今，不少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院長和教師們，正在嘗試改變。

　　以四川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為例，“一門MBA的課程可能會請兩三個老師來上，”鄧富民說道，“其中一個是學院派的教師，主要教授理論，另一個則是具有實踐經驗的教師，來為學生們開設講座，引導大家討論。”

　　對抗浮躁

　　對商學院而言，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學生們正變得越來越浮躁。

　　此次的調研報告稱，有50.4%的MBA學生明確地持有“MBA學歷能帶來職業生涯規劃轉變”的打算而選擇就讀，其中多數學生期望在深造后，能夠轉換職業跑道或是自己創業；還有一些人則期待通過MBA學習提高在原單位的待遇。換言之，約半數的學生將就讀MBA當做工作轉換的重要跳板。

　　畢竟，商學院為年輕人的職業發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優勢：與同齡人相比，他們往往能更快、更早地躋身工商界的核心圈，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生郭士納，他完成了從麥肯錫到American Express，再到 Nabisco，IBM的光輝職業生涯。對于中國學生而言，用一兩年時間，幾萬元的學費換來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中實現蛙跳的機會，自然趨之若鶩。而至于他們在商學院中學到了哪些知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否梳理了正確的價值觀，倒成了擺在第二位的問題了。

　　于是，到處都是不安和失去耐心的人們，從商學院的管理層、教授們、講師們，到學生們和行政人員。似乎，人們最關注的是商學院的地位以及錄取比例的懸殊，而不再是學習的內容。

　　在付文閣眼里，中國的快速變化造成了整體社會的心理浮躁，自然影響到了商學院。“許多學生的期望值很高，覺得上了MBA可以解決任何問題，其實不是那么回事。MBA只是人生那兩年而已，不必看得太重。”

　　但人們的急躁心理無疑會傷害商學院的教育。就教師培養而言，國外一個助理教授要經過6至7年才能升為副教授，但中國的年輕學者似乎不愿經歷這么漫長的等待。駱玉鼎坦言，國內的商學院當下有師資年輕化的問題，“要找出一批經過了嚴格的理論基礎訓練，又有比較扎實的實踐經驗的人有一定困難。”

　　為此，財大商學院特別開辟了多個渠道尋找合適的教授。“我們聘用教授的方式一般有三種情況，一是特聘模式，招的是海外成熟的教授，他們的主要職能是為博士生上課，并輔導新來的教授。第二種是年輕的海歸教授，他們在六年聘期內的主要任務是了解中國的國情，并不承擔太多的教學任務。第三則是中國本土的教授，他們本身也非常優秀，目前最受歡迎的恰恰就是這些本土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商學院的發展必須遵守循序漸進的規律，而不能采用企業慣常的并購式、跨越式的發展。畢竟，中國要誕生世界一流的商學院，需要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而當今中國商學院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