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的中國圖謀

來源：時間：2008-03-20 15:10:16

　　數十年來，達沃斯上的“中國概念”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從早期的政治力量為主，到后來的企業家力量的加入。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早在1992年就參加達沃斯論壇，見證了這種變化。在他看來，1992年是一個轉折點，“達沃斯請李鵬總理去，是有一定膽量和壓力的，當時的論調是中國要垮。”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達沃斯論壇上作了《九十年代的中國經濟》的主旨演說，向世界表明了中國強調改革開放的政策及堅定決心。1998年是另外一個轉折點，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對中國充滿了疑問，李嵐清副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作了《中國經濟穩步增長》的講話。“1992年、1998年的達沃斯論壇對中國經濟影響巨大，甚至對國外的大規模投資起了決定性作用。”吳建民說。

　　在芮成鋼看來，達沃斯最顯著的變化是“最早大家把中國當作怪物來看，當作一個特殊的國家來看。忽而中國崩潰論，忽而中國威脅論，不是好得不正常，就是壞得不正常。今年開始，大家對中國的討論不再是這些內容，而是把中國真正當成一個正常的國家來看。”
　　“中國的地位和聲音我覺得還是不夠。”2007年3月10日，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舉辦的達沃斯歸來分享沙龍上，前UT斯達康中國總裁吳鷹如此表示。讓吳鷹印象深刻的是一件事件，在一次電信行業會議的上，有十幾個電信行業的領軍人物參加，其中也有中移動總裁王建宙，“王建宙來晚了，我特地跟身為主持人的摩托羅拉總裁愛德華•詹德說：中國移動的老板來了。但他并不重視。”
　　并非去過達沃斯的每個人都在達沃斯感受到了興奮。正略均策管理咨詢公司董事長趙民表示，他去過達沃斯四五次之后就不想再去了，“沒什么意思，貧困、環保、全球變暖，第一次聽覺得挺有意思，第二次還能接受，第三次聽完以后就覺得煩了。”在他看來，更多的中國企業家關心的還是企業的發展、運營等實際問題，更虛、更空、更高的問題，沒有辦法在絕大多數中國企業家心中引發共鳴。
　　“英語短板”這個技術性的問題反復被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副總監張勵、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中央電視臺英語主播芮成鋼、原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潘承烈提及。“在達沃斯，所有的交流都是討論的形式進行，不僅僅要會英語，還要能夠用英語探討行業、專業問題。這成了多數中國企業家邁不過去的一道門檻。”
　　這對同樣是新興市場熱點國家的印度為何在達沃斯表現活躍給出了理由。英語基礎好、民族性格開放讓印度企業家在達沃斯大大搶了中國的風頭。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英語是中國企業家在達沃斯群體失語的重要原因。在田溯寧看來，中國企業家與達沃斯之間的主要障礙是畏懼心理。“中國已經在全球化中有這么重要的位置，就應該把自己當成主人。別人不理你，你就主動說話，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達沃斯，中國力量一直是缺乏組織。印度在達沃斯組織了“印度之夜”，耗資300萬美元，邀請達沃斯與會者一起狂歡，將印度推銷給世界。這讓不少中國企業家感覺很受刺激，甚至有中國企業家提議在達沃斯舉辦“中國之夜”。而連續7年參加達沃斯論壇的芮成鋼建議：“中國企業家一定要帶著問題和具體的目標去達沃斯，否則可能就只是看了個熱鬧。”

　　達沃斯運作之謎
　　
　　每年夏天，大馬哈魚都會排除萬難，回游到自己出生的淡水河中婚配繁育。每年冬季最冷的時候，有一群全球頂尖人士都要經過10－20個小時不等的舟船顛簸，輾轉到瑞士一個雪山下的小鎮，住在擁擠窄小的房間里面，度過充滿高密度談話、疲倦的五天。
　　1970年，瑞士商學院31歲的教授克勞斯•施瓦布向歐洲企業界倡議，為應對國際競爭的嚴峻挑戰舉行一次非正式會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業家和學者參加了歐洲管理論壇（世界經濟論壇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將美國和其他發達、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力量攏至達沃斯。每年年會都有近百個國家的政要、企業家、經濟學家、科學家、演藝明星和新聞記者等約2000人聚集達沃斯小鎮，研究和探討當今世界經濟的現狀和前景，尋求應對世界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的辦法。
　　從0到世界頂級，達沃斯論壇也經歷了幾個轉折點。一個轉折點是逆勢引入“中國概念”，自1979年以來，中國應邀派代表團參加達沃斯論壇，并有政府領導參與。另一轉折點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達沃斯又一次逆勢把論壇移往紐約。2007年在中國大連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則被稱為是新的轉折點。
　　“施瓦布最初的想法是讓歐洲和英美企業家聚在一起，有一個交流的機會。隨著論壇的成熟，施瓦布的想法也逐步成熟。他認為，沒有經濟發展就沒有社會的進步；沒有社會的進步，經濟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社會的進步，必須要靠企業和政府聯合起來，所以他一直在推崇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挑戰人類面臨的嚴峻問題。”一位世界經濟論壇員工告訴記者，在達沃斯內部，大家把施瓦布視作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商人。
　　“和《財富》論壇、《福布斯》論壇相比，世界經濟論壇的最大區別是非盈利性。”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成長型公司中國負責人于江向記者強調，“我們沒有競爭對手。”
　　達沃斯論壇的商業模式是，通過收取會員費、論壇戰略伙伴和議題合作伙伴的合作費以及年會、地區性會議和峰會的會費來維持論壇運轉。扣除每年運營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將會再次投資，或者是建立新的計劃或項目，或者是既有的項目。對達沃斯而言，會員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動力。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蔣睿杰（Jeremy Jurgens）稱，論壇會從三個方面給CEO會員帶來啟發：首先是宏觀趨勢與形勢的判斷；其次是商業層次上的交流；第三給CEO們提供商業之外的靈感啟發，比如，論壇會請天文學家、藝術家等跟CEO們進行頭腦風暴。
　　最近幾年來，世界經濟論壇總收入一直處在穩步上升中，2001年總收入為7220萬瑞士法郎（1美元等于1.2瑞士法郎，按照8月14日美國匯市收盤價），2002年總收入為6645萬瑞士法郎，2003年為7406萬瑞士法郎，2004年為8334萬瑞士法郎，2005年則達到1.04億瑞士法郎。與此相對應的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員工有300多名，來自五十多個國家。
　　有人評價，達沃斯論壇的最大“盈利”就是知名度、不斷提升的影響力。
　　對于達沃斯的“非盈利性”，外刊曾有過“非盈利但是很賺錢”的評論。趙民則認為，“雖然世界經濟論壇不盈利，但是與其相關的媒體、投資機構都非常賺錢。”
　　達沃斯在規模和規格上能夠遠遠超越其他國際經濟論壇，除了非盈利帶來的“公正”效應，時間早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芮成鋼分析道，“世界上只需要一個高端經濟論壇就夠了，誰最先做出來，就最有競爭力。”
　　除了年會之外，世界經濟論壇還有區域峰會、會員內部交流、全球競爭力報告等機構報告。如果說一個論壇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影響力，世界經濟論壇擁有的1010家會員（大多是世界1000強企業）則保證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競爭對手甩在身后。
　　他們到底為什么樂此不疲？《商業周刊》給出的答案是，“因為達沃斯有讓他們快樂的承諾。事實是，金錢和權力并不必然使人快樂。社區是快樂的強有力的制造者，這使得CEO們又一次回來。”
　　“我們是在運營一個社區。”毫無疑問，這是全球最高端的、最有影響力的社區。圍繞這一社區，有戰略合作伙伴、行業合作伙伴、區域合作伙伴、會議合作伙伴等，分別提供場地、車輛、餐飲、電子設備等的贊助，和一般的商業贊助不同，這些合作伙伴的LOGO甚至不能出現在論壇上。于江認為，“這就是社區的精神，把論壇當成自己的事情做，完全是無償的。如若不然，大企業和小企業永遠無法平等對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