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時,我們也不能抹殺問題的存在
在香港回歸10周年之際,媒體與學術界對香港的經濟狀態表現出了某種全面樂觀:表面上看,自2003年中央政府出手,與香港簽署CEPA后,香港經濟已走出了之前的衰退與不景氣(從1998年到2003年,香港經濟一直在經濟衰退的泥淖中掙扎:1998年GDP增長率為-4.1%,幾十年來首度出現負增長,之后1999年為-1.2%,2000年有所反彈,但2001年再次為負,-0.7%,2002年為-0.6%,2003年更跌到-2.2%),重新走上一個新的景氣周期,經濟呈現出強勁增長的勢頭。香港的GDP自2004年增長率為8.1%,2005年為7.3%,2006年為6.8%,2007年預計亦在5%左右。近幾年失業率則迭創新低,在亞洲區域內這都算是一個靚麗的成績單,為回歸十周年慶典增添了喜慶氣氛。
但是值得提出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增長是一個恢復性的增長,還是新的一輪強勁增長的開始?是一個強心針式的、激素刺激型的短期增長,還是一個建立在解決了結構性矛盾之后,有充足驅動力支持的長期增長?未來15年或30年香港是否仍能保持與大陸增長的正相關關系,也同步持續同樣長期的中高速增長?
筆者認為,香港的產業定位困境在過去的4年時間里得到了一定的緩解,但并未徹底解決;結構性矛盾未解決的情況下,這個細小的經濟體的增長可以因為受惠于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而出現爆發式上揚,但也完全可能因為下一次不利政策的沖擊而出現恐慌性下跌。
筆者曾提出過香港產業定位與區域定位這兩個問題,目前看來,這兩個問題仍難說得到了解決。
香港制造業北遷之后,香港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第三產業占到了GDP的90%-95%之間,制造業已減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這從好的方面來說,是香港的服務業得到了大力的提升,成為一個經濟中心城市必然的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導;從壞的方面來說,即香港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如果香港的服務業仍有穩定的發展空間,可以為經濟增長和人民財富的增加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那也不是大問題。但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香港如何確保對其服務對象——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并且這種影響力不被在亞洲區和國內的競爭對手奪取去?
如果香港不能確信這一點,那么香港是否需要象新加坡那樣,建立自己的高端制造業?
在香港內部,至少到現在為止,對這個問題仍存在巨大的爭論。
區域定位方面,就亞洲的格局上,香港應對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兩個腹地保持影響力。現在曾特首在董先生的基礎上,再次確任香港的區域定位為:亞洲的國際都會,與倫敦、紐約比肩的世界性城市。但在東南亞方面,香港如何確保相對于新加坡的優勢?在中國大陸方面,其在金融、物流與貿易等方面的職能優勢,如何確保不被上海、廣州奪去?
香港經濟社會的內部結構有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作為一個細小的低稅賦的自由經濟體,香港的財政汲取渠道單一,而且擴闊稅基的難度極高;制造業的北遷本來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這些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創造的財富不能回流本港,那就會造成嚴重的問題。GNP增長如果不能回饋香港本土,GDP增長的乏力就會導致香港財源萎縮甚至枯竭。而香港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已越來越有走向福利社會的苗頭,開支只會剛性地增加。在大陸金融市場未發展之前,香港人或香港企業在中國大陸創造的GNP財富,大部分都會回流到香港,投資于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這一方面產生了財富效應,讓人產生百業興旺的感覺;另一方面,亦為香港政府的財政提供了財源:過往港府最重要的財政收入,就來自于證券交易的稅收,以及賣地的收入。但現在大陸金融市場及房地產市場正處于發展初期,投資機會遠遠多過香港本土,這使得GNP創造的財富滯留內地,為內地經濟中心城市提升競爭力作貢獻,卻使得香港本地的財富效應消失,經濟失去活力。
香港的另一個問題是,由于香港存在大量的低就業能力人口(其中主要是制造業北遷之后遺留下來的制造業工人),即便是服務業仍蓬勃發展,能提供的就業崗位亦有限,這導致了香港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即便我們在歡欣鼓舞地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們也不能抹殺問題的存在:香港的產業困境并未突然消失,它仍然堅硬地存在。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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