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強調公司屬性還是強調公共服務?這是需要媒體在未來持續回答的問題
傳媒大亨魯珀特•默多克任董事會主席的新聞集團提出以50億美元,收購(每股60美元的現金,或現金加股票)《華爾街日報》及其母公司道—瓊斯的新聞已經持續發酵成一個國際社會矚目的事件。為什么會如此?在這個中國業界和部分媒體研究界人士看來是“做大做強”的最新案例中,為什么國際輿論對默多克收購意圖的評價是如此負面?
英國《金融時報》在一則發自紐約和香港的報道中稱,魯珀特•默多克收購道—瓊斯一事中,“中國因素”正成為默多克和試圖阻止其收購的道—瓊斯高管及股東之間爭斗的中心問題。反對者指責默多克這位新聞集團首席執行官,為了進軍中國這個全球最大市場之一而作出妥協。
其實,這只是事情的表象,真正的原因在于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北大西洋自由主義新聞模式試圖在抵抗現代商業對傳媒越來越強大的壓力。而這種模式在當代的傳人主要是一定程度上掌握話語權和公眾輿論主導權的新聞工作者以及他們的暫時盟友——西方中左派和左派。最近幾十年來,批判學者一直抨擊說,在當代西方媒體界,傳統上由教會和政府實施的新聞檢查制度(Censorship)已經改由市場來操盤了。而澳大利亞出生的默多克和意大利政治和傳媒巨頭貝盧斯科尼這兩位今日的“壯心不已”的古稀老人就成了他們最好的靶子。
進入19世紀,《泰晤士報》成為英國獨立報業的代表。當時的美國報紙也逐漸告別“政黨新聞事業”而走向政治獨立。美國報人普利策有言:“廣告意味著金錢,金錢意味著獨立。”而之所以選擇私有私營這種運作模式,主要是擔心政府及其背后的政黨對新聞事業的侵蝕。但是在普利策和赫斯特這兩個報業大王在19世紀末展開報業大戰之前,幾乎沒有人把創辦新聞事業當作賺錢贏利的行當。在美國新聞界,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逐漸成形。其要義是:新聞媒體首先是社會公共機構,其公司屬性乃是公共服務的補充。編輯部運作須與廣告經營活動嚴格分離(俗稱“政教分離”),兩者之間的防火墻不能逾越。作為最高主管的報社發行人或廣播電視臺老板,任命專業人士執掌編輯部(實際分為新聞和社論兩大部門),由這些專業新聞工作者負責日常新聞和評論運作而不加干預,多數老板甚至不參加有關編輯部的會議。
在以公平正義為職業理想的英美記者和西方左派的視野里,默多克,這位澳大利亞出生的大亨的跨國兼并生涯充滿著骯臟甚至卑鄙的商業伎倆。他在1969年在英國買下原來與工黨關系密切但江河日下的《太陽報》,將它用性(Sex)、丑聞(Scandal)、體育(Sports)這三S當作三板斧,使之起死回生,成為歐洲發行量第二大的日報,又在1981年買下最有影響的報紙《泰晤士報》后又用瞞天過海術戰勝強大的工會。即便在左派不時興的美國,新聞工作者們也普遍不把默多克看作是尊重新聞專業主義的媒體老板。自由派人士相信,默多克之所以加入美國國籍,不是真要效忠星條旗,而是因為舍此就難以進軍美國媒體市場。事實也似乎驗證了這樣的看法:默多克買下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以后借這個牌子創辦了福克斯廣播公司,成為美國第四大電視網,其明顯的保守派傾向雖然贏得了親共和黨觀眾的認可,并且收視率節節上升,卻明顯有違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價值——客觀性,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表現尤其遭人詬病。在近來整個社會保守傾向日益發展、知識界和新聞界中自由派色彩濃厚的美國,大學教授和媒體記者一提起布什、默多克和福克斯廣播公司,就難免大搖其頭,甚至高聲斥責。
然而人們不得不承認,默多克一方面是新聞專業主義的殺手,一方面又是許多經營不佳的媒體的救星。那么根子在哪里?根子就在于西方尤其是美英媒體的對商業的高度依賴。20世紀以來,隨著市場化、產業化、集團化的推進以及廣播電視和近期互聯網的加入,“越來越多的媒體掌握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同時報紙讀者被大量奪走,廣告經營業績持續下滑。在媒體內部,長期占優勢地位的新聞文化受到日益強大的商業文化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媒體由單一業主轉為公開招股公司。成為上市公司的媒體受到董事會和股民越來越大的贏利壓力,并且不一定能夠抵擋惡意收購。每每發生類似情況,新聞記者和知識界總是痛斥之聲不絕,然而商業談判卻在明里暗里進行。商業規則似乎越來越占上風。
圍繞默多克意欲購買道—瓊斯公司的爭執,其實就是在以上兩個陣營之間展開。而有評論指出,默多克收購道—瓊斯只是時間問題。當然,根據最新消息,班克羅夫特家族再作最后的雙向努力,一方面與默多克談判轉讓事宜,一方面向對方提出維護編輯權獨立的先決條件。筆者問美國朋友(當然是自由派的),他們一方面感到無奈,一方面又自我安慰說,沒關系,只要由猶太人家族控制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就行。但是筆者認為,果如是,則新聞專業主義的前景堪憂。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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